這裡涉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關係這個重要的問題。由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學者沒有清晰地分辨資本主義的不同形態，如極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其典型）與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所以常常把極權主義、資本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又由於國內學術界對於法蘭克福理論的非批判性的接受，進而導致了國內學界的相應混亂，甚至直接把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加以等同（參見王彬彬《讀書札記：關於自由主義》，《天涯》1997年第2期。徐友漁對此進行了出色的澄清與分辨，參見徐友漁：《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4期）。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由於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體系"，因而它既有可能向極右或極左的、反自由的方向發展變成極權主義，也有可能與自由結合成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顯然，我們應當加以認真分辨的正是資本主義內部這個"不同的政治法律體系"而不是似是而非地說什麼自由主義等於極權主義。就法西斯主義式的資本主義而言，季米特洛夫認為它是"金融資本中最反動、最沙文主義的、最具有帝國主義成分的公開的恐怖主義專政"，紐曼認為它是"壟斷經濟"，"是一種命令經濟，它是由權威國家統治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參見《法蘭克福學派史》第4章）顯然，這一類型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存在巨大差別，毋寧說它更接近哈耶克意義上的蘇式"社會主義"（建構理性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這一缺陷在霍克海姆在1968年為重版的《批判理論》寫的序言中得到了承認。在序言中他堅決反對把批判理論在西方付諸革命實踐，認為"一種即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也總比我們今天的革命必然會產生的～～要好一些。"顯然，霍克海姆是在目睹了當時自稱的"共產主義"國家的～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革以後修改了自己的觀點。他甚至這樣寫道："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斷自由世界，對這個世界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然而又堅決地捍衛它的理想，保衛它不受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希特勒主義及其它東西的侵害，就成為每一個有思想的人的權利與義務。儘管其危險的潛在力量，儘管有作為其歷程的標誌的遍布內外的不公正，可是，自由世界此時仍然是時空中的島嶼；這個島嶼在暴力控制的海洋中的沉沒也就意味著包括批判理論的這個文化的沉沒。"（《批判理論》，中譯本，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4-5頁）
三
如果說法蘭克福學派由於沒有能夠明確地區分資本主義的不同形態，其對於極權主義的批判既有深刻的一面，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含混。那么相比之下，法蘭克福理論與與中國社會文化現實之間的關係就更加複雜。如果我們緊密結合中國的現實，創造性地運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就能夠從中獲益。換言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必須經過轉換才能夠獲得它在中國語境中的批判性。
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對我自己的最大啟示在於，可以對它加以創造性轉化以後用來分析與批判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思想控制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霍克海姆曾經批評過一種他認為"明顯不能成立的論斷"，即：諸如"階級統治"、極權主義"、"帝國主義"之類概念只能用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不能用於"自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這是霍克海姆在深刻總結了史達林的自稱的"共產主義"以後於1968年得出的教訓。也就是說，極權主義與"總體化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工業是其代表）同樣存在於非資本主義國家。在納粹德國與前蘇聯，都存在嚴重的極權主義統治，以及剝奪人的個性與自由的"總體化意識形態"，雖然後者不是源自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的大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