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與社會文化的錯位，商業化與大眾文化在中國語境中的特定意義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家不可能理解的（當然也不能要求他們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說尚處於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的轉化過程之中，離西方式的後現代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還十分遙遠（而且我們切不可把中國少數大城市中少數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國的全部）。商業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大眾文化則是它的必然伴生現象。如果沒有80年代文化界與知識界對於準宗教化的政治文化、個人迷信的神聖光環的充分解除，改革開放的歷史成果（包括大眾文化的出現）是不可思議的。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大眾文化的性質與功能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過程與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緊密關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商品經濟的出現以及它的逐漸發展壯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經遠遠超過8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或許會朝著類似於法蘭克福學派所描述的方向變化。因而我們不能因為法蘭克福理論與中國大眾文化存在差別就拒絕使用這種理論。更加可取的態度：在使用法蘭克福理論的時候緊密結合中國大眾文化的社會生存環境，這個環境是十分複雜的、極為獨特的。我曾經把這種語境概括為在官方與民間、政治與經濟、社會效益與商品利潤的"夾縫中求生存"。這樣的語境決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單一的商品邏輯。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對於中國的大眾文化做歷史的考察。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眾文化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文化，那么，80年代中國的大眾文化也不同於90年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這個更為複雜的問題留待以後再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