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之所以自覺不自覺地簡單搬用法蘭克福批評理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整個思想體系及其產生的語境缺乏系統的了解，從而不能把他們的大眾文化批評納入整個批判理論及其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思考。作為一種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根本理論宗旨是批判現代形態的極權主義。解剖與批判極權主義，呼喚個體人的解放，始終是法蘭克福諸將終生的目標。而作為批判理論的組成部分，法蘭克福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理論出發點與宗旨始終是批判極權主義文化控制與意識形態。或者說，法蘭克福諸將之所怨刈⒋籩諼幕批判，是因為他們把大眾文化也當作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意識形?-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拜物教。
這個理論當然不乏深刻犀利之處。但是既然任何理論都是產生於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因此必然也帶有其有效性限度。從根本上看，國內大眾文化批評在運用西方批判理論時存在的問題就是由語境抽離導致的抽象化。由於把一種理論與它產生的語境加以分離，這種理論就成為抽象的、非歷史的理論，一種似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運用於任何國家或地區的大眾文化，包括中國的大眾文化。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遮蔽中國大眾文化以及它所紮根其中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蘭克福批判理論是否以及如何運用於中國大眾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語境化與歷史化。
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大眾文化的集中關注是在該派成員遷居美國之後，而它的主要參照與批評對象是當時（40年代）恰好處於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美國大眾文化。但如上所述，法蘭克福的大眾文化理論是其整個社會批判理論的一部分，而這種社會批判理論在其初期的形成過程中是以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為主要經驗資源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法蘭克福學派只看到了各種極權主義的共同性而對於它們之間的差別關注不夠。依據馬爾庫塞《極權主義國家中的反自由主義鬥爭》（1934年）的觀點，所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均包含三個基本因素：1、普救主義，強調整體對於個體的絕對優先性，把社會總體化；2、自然主義，即把種性、血統、祖國以及種族或集團的領袖（如希特勒與史達林）偶像化；3、政治存在主義，把政治變成存在的本質關係，從而使個體犧牲於總體國家的統治下。可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以"整體"或"總體"（它可以是國家、民族、階級或某種"主義"）取消個人。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上述意義上的極權主義不限於法西斯主義，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與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同樣是一種"極權主義"。我們可以認為，在總體化、一體化、消滅個性自由的意義?希這么講也不無道理。但是法西斯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史達林主義，與美國大眾文化的極權主義畢竟存在重要差別。驛中最為主要的差別在於社會制度或民族國家的建構形式不同，從而導致對於異質文化（反極權的抵抗性文化）的容忍程度的差異。法蘭克福瘰派在當時推行國家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德國面臨滅頂之災，而在大眾文?quot;泛濫成災"的美國卻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們批判大眾文化的研究項目還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這一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本身就相當說明問題。如果我們把法西斯主義、期大林的極權主義與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蘇聯"社會主義"文藝的一體化權力與美國大眾文化的一體化權力相提並論，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忽視兩者的區別，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趨於抽象與無效。我以為，法蘭克福學派在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論盲點。它本身就存在非語境化的問題。眾所周知，阿多諾對現代社會主體與文化工業持極度悲觀的態度，他對於現代國家運用現代工業和技術手段（文化工業）對整個社會實施控制的憂慮到了絕望的程度。但問題是，阿多諾的這種"絕望"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在德國時對法西斯主義文化控制的經驗，把它與以美國為代表的、以商品經濟制度為核心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等同起來，無疑是一種經驗的"誤置"。這樣，阿多諾就混淆了法西斯集權統治和商品經濟制度在文化上的極重要的區別。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運用商品理論解釋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或文化～主義是不夠的。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運用國家機器所組成的民眾文化具有資本主義商品文化所無法企及的脅迫性和強制性（參見徐賁《文化批評往何處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一個類似的比較也可以用於中國～時期的民眾文化與中國90年代的大眾文化。具有中國"～"經驗的人都知道，那時的極"左"文化（也表現為民眾性的文化運動）對於人的意識形態控制與今天的大眾文化對人的影響，無論在性質上還是程度上都是極為不同的。更何況西方的資本主義（包括它的文化）本身也經歷著變化，並非鐵板一塊。美國40年代的壟斷資本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它與此前與此後的資本主義都並不相同。但是正如有學者出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成員雖然多半遷居美國，但囿於語言、文化、心理（包括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等原因，囿於德國經驗，並未研究德美之間的區別。"（徐友漁：《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2期）由此導致了他們沒能在的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之間、在法西斯的文化～主義與美國的大眾文化之間進行必要的區分。馬釘傑伊在他的《法蘭克福學派史》中對箇中原因有中肯的分析："納粹的經驗深深地刺傷了研究所成員，使他們僅僅根據法西斯的潛能來判斷美國社會。他們獨立於美國社會到如此程度，以至於無視使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大眾文化社會不同於他們在歐洲遭遇到的獨特歷史因素。研究所總是認為極權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產物，而不是其反動，但在美國，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確實在抵抗這一變化（指自由主義向極權主義的蛻變），為什麼會如此？研究所從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