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因為我們這些地方發展總是要慢一拍，同時對國家巨觀政策的依賴性比較強，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比較大，國家一關緊信貸閘門、土地閘門，我們就感到吃緊。所以如何把這種調控當成一種機會利用好，積極地應對，對我們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我總覺得，這一輪巨觀調控，如果應對得好，對我們是有利的。現在你到沿海地區去看，到處是工廠，土地的利用基本上到了極限，沒有什麼空間了。再發展，他們必然搞產業轉移，這就是規律。我們必須把握規律，抓住機遇，承接“珠三角”、“長三角”和“台港澳”的產業轉移。XX年，**的發展很快，gdp增速達到13.2%，居全省第二位，是十五年來最高值，這主要得益於全市上下按照實施千億工程、建設工業**的要求，堅持走工業強市之路。今後，我們必須進一步推進工業強市、民營富民進程，牢牢把握全面發展靠經濟，經濟發展靠工業，工業壯大靠民營、靠招商，民營和招商靠環境這一發展主線，進一步加快發展步伐，提高發展質量。
不同的發展領域，需要不同的發展理念。近些年來，城市化的進程很快，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主要實施了一種經營的理念，把城市當作一個最大的國有資產來經營，在城市的建設和管理中，廣泛地引進市場機制，激活了城市發展的各種要素，包括土地、公共資源以及其它無形資產。儘管對經營城市在學術界有一些質疑的聲音，但實際情況是，這些年來，政府的財政沒有直接拿多少錢，但城市變大了、變高了、變美了，人居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像我們近年來相繼被評為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文明城市，今年又獲得“中國魅力城市”稱號，老百姓還是滿意的。“三農”問題，也是上上下下很關注的問題。XX年以來，中央、省里先後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取消特產稅、降低農業稅率、糧食直補等等，農民民眾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從根本上來看，解決“三農”問題，還必須要走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簡單，只有農民的數量減少了，農民才能夠更加富裕；只有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低了，農村經濟才會更加強壯。但是，城市化、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特別是我們這樣農業比重大、農村人口多的地區，實踐起來更不容易。解決“三農”問題，長遠來看要朝這個方向逐步去努力。現階段，還要在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上作文章，儘可能多的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在生產環節上沒有什麼大的問題，關鍵是要抓加工、抓流通，通過抓加工，拉長農業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通過抓流通，讓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能夠賣出去，賣得好價錢。在搞活流通上，靠一家一戶不行，必須建立協會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進入市常我認為，“一家一戶小生產，千家萬戶大流通”，是適合當前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個主要的經濟模式，這也是我思考化解“三農”問題的基本線索。目前，我們正在積極組織這方面的工作，效果也比較好。
2、創新經濟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用經濟政策促進發展，推進工作，符合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黨委、政府在經濟發展政策的運用上也還有很大的空間。比如說以“置換產權、置換身份”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XX年4月在我市全面推開，這在當時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的理論和政策還沒有正式出台的情況下，是比較超前的。我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發動民眾，制定了80多個具體政策規定，包括改革成本的籌措、職工的經濟補償、企業資產的處置、企業辦社會職能的剝離、離退休職工的社保醫保，等等。經過4年多的努力，目前已基本完成，共涉及300多家企業，近20萬職工的改革，總的來看進展比較平穩。經過改革，絕大部分企業產權重組，恢復了生機，企業增加了效益，社會增加了就業，職工增加了工資，政府增加了稅收。更為重要、更具有長遠意義的是，通過這一場改革，企業轉變了機制，職工轉變了觀念，政府轉變了職能。在招商引資上，我們也是通過一些政策措施來推動。前幾年，我們出台了“三全一獎”的優惠政策，就是凡是進入德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工業企業，土地全送、規費地方部分全免、所得稅地方部分全返，按投資額的1%由政府獎勵引資有功人員。實踐證明，這些措施是很有吸引力的。也不僅僅是我們這些發展中的地區搞了這樣一些政策，人家發達地區、已開發國家也是搞這樣的政策。我今年到歐洲去招商的時候，到了英國曼徹斯特市，就是工業革命初期，“羊吃人”圈地運動中發展起來的那個城市，他們的城市也有鼓勵招商、稅收返回的政策，因為招了商，就會增加就業，就會減少失業的救濟，對財政是有利的。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我個人認為，在全額免徵農業稅的基礎上，現在有必要也有條件推行“五個一”的政策，即減少一塊稅收，減少針對農副產品加工和流通企業的各項稅收；放開一塊政策，放開土地流轉政策；掛上一塊欠帳，對農村基金會欠款實行掛帳；取消一塊基金，取消糧食風險基金，減輕糧食主產區的不合理負擔；增加一塊投入，國家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村道路和水利建設的投入。使整個農村經濟輕裝上陣，讓廣大農民闊步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