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世界各國的普遍原則是國立大學招生不得實施地方歧視，更不能人為設定大學在各個地區的招生指標。招生指標制度不僅意味著大學招生對本地考生的偏袒、對外地考生的歧視，而且也導致對不同省份之間的任意區別對待。無論是招生地方保護主義還是各省指標分配的任意性，都不符合憲法要求國立大學履行的機會平等義務。
有人認為，上述普適經驗未必適用中國的“國立”（部屬）大學，因為中國的部屬大學名義直屬中央，實際上接受一定的地方財政支持，因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國立”大學。尤其是近年來發展的“省部共建”模式要求地方對於中央財政投入給予配套資金支持，譬如“985工程”保證全國39所重點大學每年一定的經費，由中央和所在省市各承擔一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通過土地劃撥等方式給予大學各種支持，而大學理應通過劃撥更多的招生指標對地方支持予以一定回報。然而，地方支持雖然構成招生地方保護主義的動力和原因，卻並不足以為其提供足夠的正當性。在土地國有的憲法體制下，大學所在的城市土地屬於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權而非所有權，即便地方居民也在原則上和全國人民一樣共同享有大學所在的土地，因而土地劃撥並非地方有權贈送大學的“禮物”，而是拿著屬於全國的財產“借花獻佛”，因而也談不上大學的“回報”。事實上，即便大學和所在地方確實存在利益互惠關係，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本身也通過為城市培養和輸送大批高層次人才、為城市治理出謀劃策、改善城市人文環境乃至作為旅遊景觀做出諸多貢獻；換言之，地方對大學的投資並非只是付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自己的投入。況且即便大學有必要對地方財政支持有所回報，最合理的報答方式也顯然不是損害教育資源配置的招生地方化，而是不損害憲法平等或影響因材施教的減免本地學生學費等方式。因此，地方財政支持並不能為部屬大學招生地方化提供適當理由。
2、地方公立大學——招生地方化或有憲法限度
地方公立大學由州（省）或地方政府設立，主要靠地方稅收維持，因而被認為理所當然可以對當地居民有所照顧。譬如美國沒有“國立”(national)大學，公立大學全部是地方性的“州立大學”或社區學院。雖然某些州立大學也是全美乃至世界知名學府（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學等），但是由於它們是由州政府設定並主要依靠州財政維持，州的納稅人對於其運營做出了重要貢獻，因而無論是錄取還是學費都可以對州內和州外居民採取雙重標準。有的州立大學甚至將90%以上的名額保留給本州，而美國法院似乎並不認為這種招生“地方化”違背平等原則，因為州立大學本身就是“地方化”大學。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法院之所以認可州立大學的地方化招生政策，是因為聯邦對州立大學的投入和州相比很小。在澳大利亞，雖然公立大學也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大學，但是由於聯邦投資比重相當大，聯邦政府控制著地方政府的財政命脈，因而公立大學顧忌聯邦制裁而不敢在招生標準上傾斜本地。事實上，聯邦資助決定了澳大利亞公立大學並不是標準的地方公立大學，而是“準國立大學”；既然公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自全國納稅人的貢獻，招生過程理應平等對待不同地區。
即便真正意義的地方公立大學也未必可以隨便照顧當地考生。在印度，只有完全以邦自己的財政建立和管理的醫學類或技術類教育機構才會在招生過程中考慮學生的地域因素，並在錄取標準上偏向本地學生，但是即便如此，地域也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聯邦德國則更是通過憲法審查制度控制州立大學對本地居民的優惠。和美國不同，德國憲政法院對地方公立大學的招生平等實行更嚴格的控制，以下僅舉一個憲法判例為證。[5]
巴伐利亞州的《大學入學許可法》第3條規定，如果入學申請者居住在巴伐利亞州並獲得該州或鄰州的大學前教育結業證明，那么應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獲得優待；如果符合條件的申請人申請就讀離其住所最近的巴州境內大學，就可以獲得加分。本案原告申請慕尼黑大學醫學系，但是大學在考量《大學入學許可法》的上述標準之後駁回了申請，於是向法院提起訴訟。聯邦憲政法院審查了巴州立法第3條規定的入學許可制度，判決其違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則、社會國體原則和第12條保障的擇業自由。憲政法院指出，如果國家承認已設立的教育機構，人民便有權要求適用平等原則和社會國體原則。在界定受益範圍過程中，國家機關受憲法原則限制，不得將部分國民排除在外，進而限制擇業自由並造成國家對職業的操控；單方面優待本州居民，必將對其它州的居民造成不公待遇。只有保證入學機會不受任何州的出生地限制，才能實現自由選擇學校和職業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