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這個項目是誰提出來的，人工合成核酸工作都是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的再現，或者說其思想的自然延續——第一個測定出序列的蛋白質是我們合成的，現在已有一個核酸的序列被測定出來了，我們也要將其合成出來。它們都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產生出來的特殊題目，都是國家的項目。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題目是提不出來的，而其難度、艱苦性，最初都沒有充分估計到。
理論聯繫實際
熊：您是怎么參與進這項工作中來的，其他參與者呢？
王：按我的理解，由哪幾個研究所參加這個項目肯定是院裡提出的，每個所出幾個人也是院裡定的，至於具體派哪個人去，則由所里定。我當時在生物物理所一室，室主任（當時稱“連長”）找我，說：“貴海，有一個工作，所里抽你去參加。”
其他大部分參與者的情況與我類似，也是因為服從組織分配才參與到這個項目中來的。他們大多是文革前一兩年才畢業的大學生，連實驗室都未必進過，非常缺乏相關的科研基礎（在大學的教科書中核酸那一章只有很少幾頁），更無什麼科研經驗。
北京“824”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自力更生，理論聯繫實際。當時從國外進口的渠道基本上斷了，而國內當時只能提供胺基酸等一般生化試劑，所以研究所需的所有的核苷酸、相關的酶、保護劑都得我們自己做。北京“824”組剛一成立，就下到首都啤酒廠組織了原料組，我被安排做dna單核苷酸原料。為什麼做dna原料呢？因為上海“824”組需要合成dna片段。在北京做是因為北京有很多國營奶牛廠。在那兒，除做種牛的外，小公牛都被宰掉。宰牛時我們就提著冰壺，開著三輪摩託過去，把胸腺割下來，帶到啤酒廠。我帶著幾個人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小牛胸腺中成功提取出了dna，然後再用桔青酶（磷酸二酯酶）降解dna，經柱分離，得到單體脫氧核苷酸。我們把這個技術移交給了上海試劑二廠，上海試劑二廠再為上海的研究所提供脫氧單核苷酸。
其他一些同志在啤酒廠做什麼呢？他們做rna合成所需的單體核苷酸。他們用啤酒廠的廢酵母作原料，也是用桔青酶將rna降解成單體核苷酸，再上柱分離。後來也把這項工作移交給了試劑廠。
為了與工農兵相結合、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理論聯繫實際，我們拿到amp之後，還用光合的方法將其變成atp。atp有針劑，過去我們是進口的，價格昂貴。我們的同志（華陵等人）和一些工人一道，經過反覆實驗，在首都啤酒廠建立了atp生產車間。“文革”時啤酒生產的經濟效益不是很高，但該廠的atp車間的效益很高，可現在他們不做了。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是polyic的生產，這也是我們在那個時候搞起來的。polyic是一種合成的干擾素誘導劑，對於病毒性感染有一定的療效，現在生物物理所還在和燕京啤酒廠合作做這個項目。所以，核酸合成有套用意義。它開闢了核酸試劑在國內的生產，推動了相關工業和醫藥事業的發展。
熊：“824”工作是不是也對農業產生了影響？
王：是的。dna原料工作完成後，經張其玖同志安排，我帶了北京合作組的五六個同志、首都啤酒廠的兩個工人師傅，到南苑舊宮國營農場的科技站，跟在那兒工作的兩位農大畢業生合作，住在那、吃在那，一道搞“702”。
我們以南苑的幾個農場為據點，在水稻、蔬菜、小麥等作物上做實驗，搞得熱火朝天。“702”是核酸降解液（是套用廢酵母rna降解製作），水稻在插秧之前如果在“702”中浸泡幾個小時，它的緩秧時間就縮短了——通常緩秧需要一星期，而浸泡過的只需三、四天。對小麥的處理則是在一定生長期用機器往葉片上噴灑“702”，單打單收，回來後測千粒重，然後進行數理統計。詳細情況我就不介紹了。那時候很辛苦，成天在農田裡轉。全國到處有人來學習，我們就辦學習班，在上海、廣東等很多地方作了推廣。
熊：聽說“702”推廣了幾千萬畝。
王：是的。那時候培訓了很多幹部，還在北京的農業科技展覽館參加了農業科技展覽會。大概是1970-1971年間參加的展覽會，當時我們還在農場進行相關的實驗工作，總理聯絡員劉西堯還帶了人專門去南苑視察，我接待的，對這個事情我印象很深。
研究過程
熊：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核酸合成工作呢？
王：我於1969年到“824”組，馬上被安排去首都啤酒廠，然後去南苑，一直到1971年5月份我們才回中關村建實驗室。院部從動物所騰出兩層樓出來，給“824”組用。實驗台都是從遺傳所搬過去的。
這時的京區“824”工作基本分成了三個組。一個是拆合組。先從酵母中提純得到天然的trnayala，然後將其拆開，再將拆得的兩個半分子合起來。這個方略受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是啟發。能不能合，合起來之後有無活性，這是決定整個分子合成路線的。這個組由我負責。第二個組是酶促合成組。化學合成主要由上海的生化所和有機所來做，酶促合成作為輔助手段，由北京來做。當時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純化pnp酶。第三個組是化學合成組，分給北京一個5’半分子的片段，以化學所的同志為首來做。還有一個套用組，是後來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