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的工作確實很順利。不但沒出過大問題，甚至連實驗紕漏都沒出過。當時要求非常嚴格，每個所做合成實驗的都是比較年輕、比較細心的同志。這些同志大概都是實習研究員——當時總裝組只有王德寶一個教授。很多同志都沒有表現出利的驅動力，都是為了共同的理想去做——做的工作一定要是國際上最好的。
熊：操作時具體由哪幾個人在旁邊盯著？
王：總裝組的，就是照片（圖3）上這幾個人。
圖2 相關研究人員在觀察摻入活性測試結果
（從右至左：王貴海、王德寶、吳仁龍、申慶祥）
圖3 相關研究人員在觀察最後的電泳測試結果
（從右至左：胡美浩、王貴海、朱瑩書、王德寶、吳仁龍、鄭可沁、陳海寶）
熊：這些照片是現場操作時拍的，還是以後補拍的？
王：現場拍的。這個工作很受宣傳部門重視，當時《解放日報》等媒體派記者盯在那裡。1982年1月開學術報告會時，也有很多宣傳部門的記者參加。
工作條件
熊：你們當時的工作條件如何？
王：早期特別辛苦。純化酶時，我成天在低溫室里加班加點。那時候沒有好的監測儀器，柱層析收集液往往要一個一個測。部分收集器是國產的，經常出毛病，動不動就卡在那兒，所以必須蹲在那裡看。儘管條件非常艱苦，但當時也有優越之處：經費不用發愁，大型儀器設備你儘管訂好了——當然主要是訂購國產的。高速離心機我們先有天津產的，然後有東德的，再後有了日本產的。我們需要一些樹脂，就是在“文革”期間，院部也曾特意為我們進口過，但量很少。我們還使用了不少“文革”之前進口的設備。它們大多來自北京生物實驗中心。該中心剛成立沒多久，人員就去了幹校，儀器設備都是新的。它們的高速離心機、紫外分光光度計、紅外分光光度計等都搬到我們那兒去了。那些設備還是很好的。我們用的紫外分光光度計是日本島津的，在當時算是先進的了。應該說院部還是盡其所能滿足我們的需要。總的說來，那時候國家的支持力度還是很大的，幾乎沒有經費問題。
熊：824工作總共花了多少錢？
王：工作究竟花了多少錢沒有統計，也沒法統計。當時人力成本很低，也沒有新買很多很貴的儀器、藥品，同位素標記的atp也是我們自己做的，現在想來，真正花了很多錢的地方也不是太多。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試劑材料。
工作低潮
熊：“824”工作持續了XX年多的時間，中間有無明顯的高潮、低潮期？
王：有。我對此有深刻印象。這項工作前期進展緩慢， 1974年時合成八肽，報了個喜，生化所蓋起了一棟大樓。然後1975、1976年時工作轉入低潮，大家意志低沉。這時候還沒有製備出rna連線酶，合成路線還沒走通，而用dna連線酶的話，工作量至少又增加了不少，大家覺得距離勝利還十分遙遠，人心有一定的浮動。
熊：1968-1974年間有無低潮？
王：那時候還沒看到勝利的曙光，好像蓋房子還處在造磚頭階段，人心反倒比較穩定。反正沒什麼別的事可乾，就做這個項目吧。當時維繫這個集體的更多的是一種使命感，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熊：因為工作進展緩慢，有人把“824”工作文革期間的這8年說得一無是處。您如何評價這種看法？
王：前面還是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而且訓練了人。我本人應當說是“824”工作的骨幹力量，可當初參與這項工作時，大學剛畢業，還只做過本科畢業論文（有幸到生物物理所去做論文），還不像碩士、博士一樣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查文獻的能力也有限。其他參與者也跟我一樣，絕大多數都沒什麼知識積累、實驗技能的積累。把我們從無到有訓練成科研人才，還是需要時間的。而且我們在這段時間確實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出了一些中間成果。
有人批評“824”工作說：時間太長、人海戰術、不足為榮。人海戰術也是歷史造成的。當時選擇這個題目時，說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上，然後組織了很多的人去乾，包括生產實驗原料等，這種做法當然值得商榷。但“824”和人工合成胰島素一樣，通過這種方式，最後還是成功了。所以還是有成功經驗可言的。現在是大科學時代，這種協作精神還是需要的。雖然大協作不是最好的科研組織方式，但也是一種重要的、必要的組織方式。
政治活動的影響
熊：這項工作的前期是在“文革”中進行的，在工作方式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特點？
王：那時候會議很多。大的會議一般由院部的過興先先生來組織（參加者包括院領導、所領導、小組負責人等），各相關單位都派代表參加。開會時，總是安排前面一天或半天學毛著或報刊重要文章——這個節目不能沒有，否則是件很可怕的事。往往沒什麼人發言，所以有時候很尷尬，最後大家你說一句我說一句，把這一天或半天熬過去。我記得北京大學的沈同教授，他人很好，會議一冷場，他就來一段。學完毛著後大家介紹工作進展，講述自己遇到的這樣那樣的問題，談論研究工作，最後再調整工作計畫，重新分工。1977年之前失敗的事情的蠻多的，工作一般都沒有按計畫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