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按計畫完成的工作幾乎沒有吧。
王：哈哈。那時候經常制訂一些口號，比如說五年完成，八年完成，可這些口號從來沒有實現過。但是誰都不提下馬之事。這樣的決心不能下，沒人敢說這句話。越到最後，特別是合成八核苷酸，王洪文作出批示之後，包括院裡的領導，都不敢說這樣的話。它已經變成政治任務了，大家沒有辦法，只能往前做。
熊：為什麼不學毛著就會很可怕？
王：一個會議，要是連毛著都不學，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不學，你想乾什麼？你這個領導還想不想當？當時是這樣的思維，不這樣做就會對整個業務工作造成影響。
熊：能介紹一下您在“文革”期間所渡過的典型一天嗎？
王：在參加“824”工作之前，我們每天先學習一小時的毛著，背《愚公移山》老三篇等，然後就沒什麼事了，由所里安排寫大字報、搞批判等。也有少量例外的，他們還對核爆炸輻射的生化效應等作一點研究，但這方面的工作後來也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
到“824”組之後，我開始參加業務活動。在工廠里是白天黑夜加班的，因為上層析柱後工作是不能停的。我們與工人師傅處得很有感情，經常在一起學毛著、唱歌、搞聯歡等……
熊：過得很快活？
王：是的，很快活。我於1968年結婚，1969年參加824任務，那時候是不大顧家的，我愛人有時候跑到廠里去找我。
1971年後我們回到所里。在我的印象里，上班時間就不怎么學毛著了，只是一星期安排半天政治學習，還有就是經常在下班之後安排政治學習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回到城裡家中時已是晚上8點之後了，捅一捅煤爐，再生火做晚飯。晚上學習的時間比較多。也就是說，我們把政治學習的時間安排到了業餘。還有，所里重要的批判會我們必須參加（重要的政治活動我們可不敢怠慢）。抓“五一六”、“批林批孔”對我們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但我們一直是業務為主，並沒有扔下工作大動干戈去搞批判活動。當然，也不能完全脫離批判活動。
熊：必須參加的政治活動多嗎？
王：不少。包括全所的批判會、秋收下鄉勞動（一去就是一周至十多天）等。政治活動一星期占去了我們一兩天時間，但我們還是把主要精力投到了業務上。到後來，什麼時候完成什麼任務都是有明確指標的。
熊：經常加班，大家還很積極嗎？
王：當時加班加點是很正常的。那時候跟現在不一樣，設備比較差，很多實驗都得有人一直在旁邊盯著，而一個生化實驗經常要做較長的時間（超出八小時之外）。搞原料套用時，我們就住在工廠、農村里。那時候革命責任感很強，是不大顧家的。
熊：後期你們還去農村嗎？
王：早期我們在南苑、大白樓設了點，有實驗地，成天騎車跑來跑去。後來大家排隊去五七幹校，每期二室都要去一兩人。說起去農村，還有一件好玩的事。當時生物物理所被改為總後825部隊。就給了一個番號，沒有服裝，也沒有封官，照樣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我們一到農村，農民們卻對我們說：“向解放軍同志學習”。
熊：整個二室有多少人？
王：40多個人吧。我沒去過幹校。我倒是很想去休整休整。可因為我去過工廠、農村，所以把我排到了後面。而後來河南發洪水，幹校就撤了。我們室參加了三期幹校，前後共去了5、6人吧。所里安排收小麥等秋收活動時，倒是大家都要去。
熊：當時開批判會、寫大字報是不是有任務？大家必須完成？
王：進入“824”組之後這類活動我就很少參加了。但全院大會大家必須參加（那時候全院常在首都體育館開大會）。“文革”後期，全院大會少了。有時候來了運動，我們就派個代表寫點大字報表表態。
熊：我讀過當時的一些會議紀要。它們常常聲稱近期開展的某某運動，或抓的某項政治學習，對你們的業務工作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寫這些話時大家是真誠的嗎？
王：這都是官話嘛，只是說說而已。那時候政治掛帥，形式的東西多一點。在當時來講，也未必就完全是違心的，但有點辭不達意。政治跟業務的聯繫其實並不緊密。
熊：您能介紹一下高層領導對這項工作的關注情況嗎？
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對這個工作有批示，但我沒聽說過周恩來、聶榮臻對這個工作有批示。作為語錄，我們還學習過毛澤東的“關於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這句話。說老實話，作為科研工作者，我們覺得“824”跟生命起源的關係是牽強附會的。1980年時，上海有家報紙將這項工作作為解開生命奧秘的一步來報導，我們對此很有意見。我們跟《解放日報》、《文匯報》說，這方面的通稿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寫，然後你們再改，發表前交我們過目。所以很多通稿是我和上海的同志起草的。我們就怕他們弄出這種言過其實的評價出來。《人民日報》1966年12月報導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時，也稱其揭開了生命的奧妙[3]。可我們科研人員是不會這么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