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我讀過你們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上面提到王洪文給824工作作批示一事。該文稱，哪裡有成果，“四人幫”就把手伸到哪裡摘桃子。[4]
王：他們是有這方面的意思。那時候“824”工作掛了一個政治招牌，不同的領導都抓這個工作。
集體的智慧
熊：聽說有關單位在全合成論文的署名問題上爭得比較厲害？
王：“824” 3’半分子合成的文章於1980年發表在《科學通報》上，署名“人工合成核酸協作組”，註解上列出參加單位名稱。中科院單位排序，記得是按研究所英文字母先後排序。全合成完成後文章發表在1983年《中國科學》上，署名時列出了研究單位和研究人員。協作組就名單問題討論多次，當時我在德國進修，沒有親身參與，只聽說爭論比較激烈。後來院部召開會議反覆協調，才確定單位次序和各研究單位人員數量、人員排序。涉及XX年許多研究單位的大協作，在表現單位、個人貢獻的最後文章的署名上，出現爭論是必然的。
在中華世紀壇上刻有中國自有文明以來的一些國家大事，其中有這么一條：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於1982年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生化所後連個“等”字都沒有。其實這是個非常集體的工作，生化所及王德寶先生當然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但如果只提一個所和一個人，還是不合乎事實的。現在的科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協作，越來越需要集體智慧。拿生物學來說，它越來越變成了系統科學。像研究代謝、大腦等，很多工作都不是一個科學家能完成的，而需要集成大量科學家的智慧，一步步向前推進。美國的人類基因組計畫是系統科學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團結了世界上很多的科學家，最後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作。合成trnayala也是個系統科學，不僅僅包含合成部分，還包括許多其他的研究、探索工作。材料的準備，人力的組織（哪個研究所、哪個科學家適合做什麼），路線的探索，這裡面不僅僅有學術問題，還有很多非學術問題，後者通過科學工作而表現出來。這項工作的完成，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只是幾個人的貢獻。
熊：這項工作完成後，得到了哪些重要獎勵？
王：最重要的獎勵是1984年的中國科學院一等獎和1987年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7年的獎金為10000元，我分到了幾百塊。這時候我已經到中國科學院生物局當副局長了。王德寶先生來看我，帶給我這些錢，還給了我一個獎章。
影響和評價
熊：“824”工作完成之後，相關研究者的去向如何？
王：工作結束之後，大家紛紛出國，然後各乾各的。我還做trna，更多的改做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方面的工作。
熊：那些工作更主流一點？
王：是的。能拿到較多的經費。像生化所，863計畫的錢拿了幾千萬。細胞所的郭禮和等也都做生物技術。我做局長時，生化所所長林其誰跟我討論過一個問題：863計畫對生化所到底是好是壞？生化所本來是最有條件做基礎研究的，可在863計畫的引導下，他們主要做生物工程去了（他們的主力部隊，尤其是年輕人，都參與863項目）。863計畫也好，基因工程也好，跟蹤國外工作較多，不能說沒創新，但真正創新的東西很少。林其誰的話不無道理。但如果他們不拿863計畫的錢，他們又從哪裡去拿資助，去做什麼呢？那時候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資金還很少。基礎研究的經費是很有限的。
熊：1986年之前，原“824”組的人在做什麼？
王：一般都出國了，有很多人不再回來。王德寶先生那個組的主力鄭可沁、吳仁龍都在國外未歸。他們組也有回來的，接著做trna的結構與功能的關係研究。我也做這方面的工作。王德寶、劉望夷他們後來出了一本書——《轉移核糖核酸——結構、功能與合成》。
熊：您當時去了德國，是吧？
王：1982年我獲得德國洪堡基金，到哥廷根馬普實驗醫學研究所f. cramer教授實驗室學習。我先學了四個月的德語，然後進實驗室，跟一個美國來的博士合作，研究甲硫氨酸trna末端轉移酶跟trna的結構和功能的關係。為了弄清楚它跟trna分子的哪些片段或哪些鹼基（包括稀有鹼基）有識別關係，需要合成缺失某些片段的trna分子，然後測定其生物活性。美國博士的任務是用化學方法合成寡核苷酸小片段。此時小片段的化學合成在方法上已經相當成熟，合成效率很高（當然不同鹼基難度有區別），但若超出5個核苷酸以上，產率就低了。他把路線設計好，很多工作交給實驗員去做，然後自己做提純工作。他把小片段合成好之後，交給我做酶促合成大片段。我到實驗室時，他已合成了三四個小片段。我用rna連線酶將這些小片段連線起來，產率也很高，可達到60-80%。我們的工作很順利，合作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論文，發表在nucleic acid research（《核酸研究》）雜誌上。雖然並不需要用到特別長的寡聚核苷酸鏈，但我們完成的合成工作也相當可觀——達到了半個trna分子的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