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高等學校道德教育史考察報告
一 在１２世紀前，整個西方還沒有現代意義的高等學校，但是，從事高等教育的學者與機構早在古希臘就有了，如蘇格拉底、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及其創辦於公元前３９２年的教授雄辯術的學校，柏拉圖及其阿卡的米學園（Academy）等培養哲學家、統治者的哲學學校；同時，也有為教士與醫生開辦的專業學院或學校，如為希波克拉底及他的醫術開辦的伊斯奇勒斯醫學寺院等。在這些高等教育機構，特別在那些哲學學校或學園中，道德教育從一開始就被作為其重要目標甚至核心目標。在蘇格拉底看來，教育的目的就是學會“應當怎樣做人”，“敦促你（人）們專心向善”以“努力成為有德行的人”；在柏拉圖那裡，“如果你問什麼是教育的用處，答案是簡單的——造就好的人，而好的人就是德行高尚的人”；所謂“德行”指的就是中庸、勇敢、自製、公正、守法、友誼、溫和等等。 這些雅典的哲學學校，特別是柏拉圖的阿卡的米學園、亞里士多德的學園以及稍後的“類似學校”對於中世紀大學的產生、形成與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樣，古希臘高等教育機構中對於道德教育的重視傳統也在中世紀大學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當然，同古希臘哲學學校與學園中學者在道德問題上的非政治性與非宗教性傳統有所區別的是，中世紀大學中的道德教育在其發展過程中從原先的世俗化慢慢地向宗教化過渡；在其中，羅馬帝國晚期的基督教思想家與教育家奧古斯丁的“原罪說”、“禁慾論”與“靈魂不死說”對於道德教育的進一步被加強及其宗教化過程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在以後的文藝復興、資產階級革命與工業革命各個時期直至１９世紀後期，道德教育在歐洲高等學校中的重要的或核心的地位基本上沒有動搖過，所不同的只是各個歷史時期中高等學校在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務與內容中有性質的改變。 在美國，哈佛大學及其他最早建立的大學的目的就是培養“具有堅強信念與正直品性的部長與城市領導人”；所謂“道德”或“品性”就是美國化的、世俗化的清教徒道德規範，當然也有一些啟蒙思想混和其中，具體地說有節制、緘默、秩序、真誠、公正、中庸、寧靜、謙遜、貞潔、堅強、節儉、勤奮、惜時、清潔等等道德規範。在１８世紀，大學是通過《聖經》的學習與道德哲學課及其他措施來培養具有如傑弗遜所說的“具有才智與美德的優秀人物”的；這些人將成為政治家、律師與法官以及其他專門人才，由於他們具有的才能、特別是高尚的德行從而成為“公共利益與個人幸福得以保障的支柱。”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１９世紀末，在那裡，布朗大學的校長弗蘭西斯·威蘭德曾說：“在年輕人的教育中，最重要的目的是道德品性的培養”，這句話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所有大學校長的共同看法。在具體的教法上，除了學習《聖經》與道德哲學課外，還有一種哲學研究課，由於大學與學院基本上成了教會的侍女或附庸，這種哲學研究的目的首先被規定為把所有知識連線成一個整體以合乎理性要求、調和科學與宗教的矛盾，或至少阻止科學對於宗教信條的削弱。此外，這種哲學研究課也要求教授那些對學生個人生活與專業活動有用的道德誡律，並使之運用於學生行為中。在教材方面，哲學家與教育家們還寫作了許多“道德科學”的讀本或手冊，在其中，從私人道德到公共哲學與公民美德各個方面的誡律與規範都以明了、簡潔的教條式組織成一個系統的整體；要求學生掌握。在當時，大學當局還通過宗教活動、教會服務活動、校長與教授的演講以及其他各種活動去促使學生過虔誠敬神、正直高尚的生活；大學當局也制訂一系列規則支持上述道德教育目標，這些規則又由罰款、記過、甚至在必要時開除學生的方式來強制執行；在其中，教師對於規則的執行起著重要的監督與管理作用，有些大學的校長們甚至在助手的幫助下給學生的道德品性打分數、評等級，並將其與學生的學術成績聯繫起來作為評定學生的主要標準。此外，大學當局十分強調教師的言行在大學生道德教育與道德發展中的“榜樣”作用。許多大學認為，教育者個人的品性是學生道德成長中最大的影響因素。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詹姆斯·麥考什則同每一個申請做大學教師的候選人親自談話以了解他們的宗教信仰；稍後的另一位校長則說，他寧願選擇一個紳士而不是一個學者（如果這個學者的道德品性不符合他的要求的話）來做大學教師。在哈佛大學，有名的艾略奧特，校長雖然非常強調學問與研究的自由，但仍然很重視教師個人的道德品性。對於這種情況，教育哲學家威廉·弗蘭肯納在《道德教育的哲學考察》一文中曾作了歸納：“根據傳統的觀點，各種道德規則或價值和由此而來的品性應通過教育的而非法律的途徑灌輸給個人。那些教育途徑不僅訴諸說理，也求助於培養習慣、運用獎懲或褒貶手段、採用規勸、榜樣和問答教學等不同形式的灌輸性方法。”總之，直到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最初幾年，高等學校在道德教育方面的這一傳統一直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 二 但是，從１９世紀後期，２０世紀初葉起，這種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從表面現象看，首先是１９世紀末高等學校中道德教育的開展變得越來越難，然後是２０世紀初期逐漸的忽視，最後是在２０世紀中期，道德教育在高等學校中的實際消亡。發生這種變化的根源概括地說是：科學、特別是進化論、新物理學與新哲學的發現與發展對於宗教及其道德價值觀的懷疑、批評與否定；工業與經濟的發展對於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衝擊；現代城市的興起、擴大及人口的增加與流動對道德價值觀念及高等教育的衝擊；社會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的變遷與高等教育的發展變化對於道德與道德教育所產生的影響等等。具體地說，在上述社會變化與發展中，原有的宗教教條與道德價值、規範與新的社會狀況的矛盾不斷產生並擴大，新的道德問題不斷產生，而解決上述矛盾與問題的新的道德價值觀念尚未產生，或尚未發展到舊的道德價值觀念體系在那個時代所具有的權威性與指導作用那樣的程度。在這種新形勢下，舊式的大學校長與教授的布道式的說教越來越顯得過於簡單化、教條化並落後於時代，與學術精神相背離；舊的哲學研究課、道德哲學課、倫理研究課等慢慢演變為純理論性的、抽象的道德學課，只講解或澄清倫理概念的含義，分析道德推理的邏輯與結構，比較各種倫理體系而不涉及真實生活中的道德問題、不涉及學生的具體生活與日常言行，原先的規範倫理學及道德教育課變成了元倫理學課；同時，因為新時期的理智主義的學科訓練傾向與功利主義的職業定向的課程的興起，公民教育的目標與課程不再被大學師生及社會所重視，大學校長與教授對於學生的言行不再象過去那樣過問；學校對於紀律、規則不再那么強調；學生的品行不再象過去那樣被評定，甚至在教師的選聘上也不再強調個人的品德與宗教信仰；教授們只對評價學生的學術成績負責，道德與行為問題則被留給系主任與有關的專門管理人員，而後者實際上不再真正關心學生的品行問題，而將注意力放在一些非道德領域的日常事務上，從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看，理智訓練與品德培養第一次在高等學校中被分割開來而出現了“兩張皮”的狀況。對此，托夫勒也正確地指出：“由於工業革命的浪濤衝擊了古老的價值結構，新的情況要求新的價值，教育者便對此退避三舍。作為對傳統神學教育的反動，‘教授事實並讓學生們自己做出決定’被看成了進步的東西，文化相對主義和科學中立化取代了傳統價值的主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高等學校完全停止了道德教育）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 當然，一些明智的大學校長、教育家與思想家們即使在這個時期也未放棄過復興道德教育的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４５年的《哈佛報告》——《自由社會的普通教育》。論文認為，促進學生的道德發展不僅是社會發展與人類接受教育本身的要求，也是大學的重要責任。《哈佛報告》指出：“大學必須停止它對於寓於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與理論科學中的價值問題的忽視，大學應相信蘇格拉底的教導——善的知識將會導向善的德性。”隨著大學重視普遍教育的運動在整個歐美的展開與發展，高等學校對於道德教育又重新給予重視，各種有關人類道德價值的學科被開設、恢復、發展與加強。但是，即使在當時也還存在著一些重要的難題：應該在課程中規定多少比例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的內容？如何將公民教育或道德教育的內容壓縮編制到“核心”課程中去？這些具體而又重要的問題都沒有一個較好的解決辦法，人們只是限於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的呼籲與匆促地設立許多有關道德教育的課程，卻沒有深入系統地考慮道德教育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到了６０年代，由於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上天及美國頒布《國防教育法》的影響，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理智主義、科學主義傾向在歐美國家的大學中瀰漫開來。人們認為，民主社會的保障是產品的多少與核武器的數量而不是個人的道德，因此，高等學校中的道德教育又很快從改革的幕前退到了幕後，普通教育運動只給道德教育帶來短暫的光輝，道德教育再一次被人們看作是高等學校中的“軟”領域而備受歧視與冷落。 三 但是，從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起，高等學校中對於道德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忽視或取消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從６０年代起，歐美已開發國家普遍發生了激烈的社會動盪與社會變化。民權運動、婦女權利運動、越戰問題、大學學潮、環境保護運動不斷發生，水門事件、賄賂、貧困、墮胎、吸毒、同性戀、安樂死、試管嬰兒、用病人進行醫學試驗及殘疾人權利等直接涉及道德與價值問題的事件與難題，以空前強大的壓力出現在每一個公民與公共機構面前，並要求人們就此作出判斷、選擇與行動。然而，一方面由於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與傳統道德教育在各級教育機構、公共機構中的衰落，另一方面由於在社會上還沒有或者說不可能出現一種可讓人們拿來解決如此眾多複雜的道德與價值問題的靈丹妙藥，即一整套明確、固定與普通的道德價值觀念或道德規範體系。這樣，一方面是社會機構與公眾在這種社會變化與道德困境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他們的道德素質或水平的迅速下降。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教育界、公眾與公共機構開始意識到道德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並呼籲要加強黨校、特別是高等學校中的道德教育。蓋洛普民意測驗機構曾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作過一個調查，其結果表明，在美國，有２／３的人認為，學校應在學生的道德發展方面承擔起重任。在歐美已開發國家，幾乎有一半人口受過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本來，這些人在大學受教育的時期也是其發展道德品性與價值觀的重要時期，但是，大學生們的道德與價值觀狀況怎么樣呢？一方面，由於傳統的教會與宗教教義對於高等學校與大學生已失去控制與影響，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不再為大學生們所接受，在道德與價值領域，“上帝死了！”，那么，在複雜多變的新的社會生活與道德價值問題面前，“青年學生們到何處去尋找諸如關於宇宙、社會關係等難題的答案呢？”另一方面，青年大學生們在道德品性與價值觀問題上的實際狀況是令人擔憂的。有調查材料表明，大學生們承認，在過去的３０年中，大學生們在課堂有過作弊與欺騙行為的人數比例在明顯增長，大學生們越來越缺乏利他性，越來越專注於利己目標；在過去的１５年至２０年中，大學生們越來越希望自己“有很好的經濟狀況並使個人獲得別人的承認”、“擁有支配他人工作的職權”；相反，對於政治事務、參與社團活動計畫與改善環境的活動的興趣越來越低；在最有能力的大學生中，只有５％的人預備將來選擇在政府部門服務，在各項選舉活動中，１８—２４歲年齡組的學生參加選舉的人數比例持續下降，而且其下降速度比任何其他年齡組要快。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求在大學建立一種“健全的道德教育”，以幫助大學生選擇更高的道德標準、對團體與社會具有更大的公民責任心。有人指出，在道德與價值領域，“當我們失去了熟悉的路標，即使是有疑問的路標，我們還是會感到不安。世襲秩序的解體和已有權威的消失只是由不穩定的自願機構的紀律代替了。”這些不安和疑問如何消除呢？“我們必須轉向大學，它們是一種世俗化的教會。” 於是，從７０年代初起，大學又開始了對道德問題與道德教育問題的重視。首先是一些道德哲學家、神學家、法律教授和社會學家發表文章討論各種實踐中的倫理問題；後來，有關個人生活與專業行為的倫理問題的課程出現在大學與專業學院的課程體系中，如醫學院中設定醫學倫理學以討論墮胎、安樂死、病人醫學試驗與試管嬰兒等問題，在行政管理學院討論政治界的醜聞及其涉及的道德問題，在商學院討論商業中的欺詐等問題，在工程學院中討論工程帶來的災難問題，在新聞學院中討論新聞中的虛假報導問題，在法學院討論水門事件等問題；美國律師協會曾要求法學院系的主任們將專業責任心的教育作為律師資格教育的要求之一。在大學與學院中，實踐倫理學與道德推理課程已逐漸滲入本科生的課程體系。以美國為例，在７０年代後期，全美大學中這類套用倫理學課程已超過１０００種。在德國大學的醫學院、法學院等專業學院中也普遍設立了各種專業倫理學或套用倫理學課程。從性質上看，這種課程同２０世紀初葉前的道德哲學課、哲學研究課的目的與方法是根本不同的。 與此同時，大學還採用或創造了一系列道德與公民教育的措施與活動，如指導學生制訂行為規則並公正地執行規則、指導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服務）計畫，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與創造大學的道德環境及其道德標準與道德氣氛等等。這些措施與活動取得了一定的結果，但也引起了如倫理相對論與灌輸等重要問題；而且，從學生道德發展的角度看，其結果也不十分理想，１９８６年的美國教育部長貝內特在哈佛大學的演說中甚至說：“在形成學生的道德辨別力的責任方面，我們的大學與學院做得怎么樣呢？除了極少數學院——大多數宗教與軍事學院外，高等學校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什麼作為的”。１９８９年，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則指出：“在美國高等教育的幾個目標中，‘培養公民的普通教育’顯然是最不成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