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貢獻是較好地解決了依法治國方面最重要最核心的幾個理論與實踐問題，比較完整地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全會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直面我國法治建設領域的突出問題，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基本原則和基本任務，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綱領性檔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決定》重點解決了以下五個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一、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係。《決定》明確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決定》同時還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決定》還圍繞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提出“三統一”、“四善於”的具體要求，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從根本上理清了黨與法的關係，把我國的法治同西方的所謂“憲政”進行了根本區別，體現了我們黨高度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政治智慧。
第二、憲法權威和依法治國關係。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通過民主和科學的程式形成的國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權威和效力。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決定》提出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範檔案納入備案審查範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範性檔案;確定國家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於樹立憲法的權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法治建設邁出的關鍵一步。
第三、行政權力與依法治國關係。行政權力的效率與行政權力的濫用是一對矛盾，也是事關依法治國的大問題。法律的生命力和權威都在於實施。依法治國首先要規範和限制政府權力。《決定》針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要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式、責任法定化，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範化、法律化，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全面推進政務公開。這些重大的部署，必將促進法治政府的早日建成。
第四、司法權力與依法治國的關係。司法權力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對依法治國至關重要。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壞作用。《決定》提出的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完善司法體制，推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等，不僅具有理論新意，而且抓住了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針對性、可行性極強。
第五、公民守法與依法治國的關係。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決定》提出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引導和支持人們理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些舉措對於促進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法治思維是以法治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標準的思維。包括規則思維、合法性思維、公平正義思維、程式思維和權力制約思維。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在重大事項和重大問題決策中應當把法治思維作為基準性思維，以合法性思考為前提，在合法性允許的前提下，去實現政治經濟和道德價值的最大化效果。返回光明網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