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九十

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贓吏，蓋贓吏為患甚於酷吏之肆虐。贓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家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製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敕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尚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為貧耳，復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前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贓吏無出此法這善也。

賊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贓罰冊，不聞有廉能冊。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內外大小官，有至廉無擾者，歷一考，則封僧其父母，歷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

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未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議事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長補短，則職田所書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仿晉之何曾，日食萬錢，雖竭私帑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保足養廉。宜盡取無撥職田，合計子粒，官為書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內外台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路，不系產米之地，依本處時估折價，不拘以定數，所以重邊鄙也。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交官書職田錢糧，先盡外任數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不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人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為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役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既不出於儒，何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字，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歷一任，便乾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校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自慕尚，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役亦不足以勵之也。比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選，給食賞鈔已足以酬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以奔競之路也。

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為少矣，未見擢一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年來官庶所陳，不為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為上選，三事成者為中選，五事俱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台及肅政廉訪司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插官、下吏，所薦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這威，徇私納賄，無所畏忌，其為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台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大事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略舉市井所知，以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文愛民乎？國家立司農司以敦農政，路縣正官銜內加以兼勸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藉此游宴，里正、社長科斂供給，豈非虛文務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