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九十

今日未嘗無邊遠選，固有準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忽於立法防奸，選用之後，失於計功核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赴闕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級，定價值之輕重，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或當時取勇，或先與其半，或立利錢文書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營求，並未嘗涉歷塞庭、練習邊事也。近者兩江元帥累保得除者，幾及百人，各鎮蹈其故轍，公然賣保，遂致邊鄙失得才之實，朝廷負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故。

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受田，使貧富強弱不相過，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塗、軫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雖欲貪，並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併之患，然猶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為業耳。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是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無人；以為在民，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為私田矣。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群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不便於己，遂寢其議。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為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為定製。

古者，給價換馬，已非良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為弊政。且南北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朝廷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曰和買，何異白奪。且政出亡金，其時鄰敵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玄宗以王毛仲為內外閒廄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水甘草美這處，盡在版圖。若擇宜牧這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

奏上，多見採納。後以省臣薦，授金谿縣丞，卒。

史臣曰：“唐劉蕡對策，忤宦官，宜其不遇也。趙天麟、鄭介夫，議論足以從政，文章足以經國，又無奸人妒嫉，蔽日月之明，然其不遇，乃與蕡無以異。嗚呼！以世祖之用人，成宗之待士，而使野有遺賢，不亦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