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9日下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主席大衛在財政部部長助理馮淑萍陪同下，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作了“國際會計準則：2005及其趨同”的報告，報告會上，包括上海財大副校長孫錚及復旦大學李若山教授都對國際會計準則的普遍適用性提出了質疑，李若山教授把“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比成“衣服”，而“原則導向”會計準則比成“布料”，他認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是做好了衣服讓會計人員穿，已分好了“大”、“中”、“小”號；而“原則導向”會計準則只提供“布料”，要求會計人員自己做“裁縫”，這樣有可能導致不協調情況出現，小個人的人穿大號的衣服，李教授言下之意就是攻擊“原則導向”會計準則可能導致會計混亂；孫錚教授更是認為，國際會計準則不可能面面俱到，考慮所有國家的情況，所以只能是“原則導向”，但各個國家國情不同，具體到各個國家必然要“規則導向”，筆者聽不懂英語，不知道主席對這些質疑是如何作出回答的，但兩位教授的質疑使我萌發了一些感想民，當前會計準則發展導向到底是想擴大會計人員選擇權還是縮小會計人員選擇權？
首先我要指明的是，不能認為“原則導向”會計準則比“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有更多的職業判斷空間，李教授的質疑在中國會計實踐中被證明是不成立的，早期我國會計標準比較簡單，更多的是“原則導向”，而後來會計標準越來越複雜，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利潤操縱，因為我國會計準則改革傾向是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而早期的一刀切作法被後來的會計標準所否定，如原來工業企業應收賬款的壞賬計提統一按3‰-5‰計提，而如今《企業會計制度》並沒有對此作出統一規定，所以認為“原則導向”會計準則比“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有更多的會計職業判斷空間是不對的，關健是“原則導向”會計準則的“導向”是什麼？如果是象今天的美國會計準則，一樣到處都是會計職業判斷，它的會計職業判斷空間不會比國際會計準則小，如商譽不按年限攤銷、廣告費及研發費一定條件下可以資本化等，如果是原則導向，規定商譽在不長於10年之內攤銷或規定廣告費及研發費一律收益化，美國就不會在2001-2002年發生那么多會計醜聞，美國會計醜聞與中國會計醜聞根本區別在於，中國的會計醜聞更多是直接虛構收入、虛增利潤，美國會計醜聞更多的是濫用會計選擇權，提前確認收入、推遲確認費用、創造性利用併購會計等，從美國的會計醜聞案看，美國雖是“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但會計選擇空間也是非常之大，這與其“規則導向”會計準則的“原則”有關係，喜歡使用一些理論上完善的會計確認、計量、報告標準，如風險與所有權實質轉移的抽象判斷、公允價值的不確定性，如果原則上傾向於“公允價值”，那么再多的“規則”也無法遏制企業濫用會計選擇權。也就是說，會計選擇權或會計職業判斷空間與是“原則導向”還是“規則導向”並不直接相關，而與“原則導向”或“規則導向”的原則相關，如果更多強調相關性，就可能導導致可靠性的喪失；如果更多強調可靠性，則會計選擇權就會縮小，會計選擇權縮小意味著盈餘管理或利潤操縱空間的縮小。
第二是會計選擇權到底要多少才比較合適？這個要放在會計環境中考量，會計選擇專業判斷正確成否與兩個因素相關：一是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二是支持會計人員專業判斷的商業環境，會計人員要作出正確的專業判斷需要數據和信息，也需要誠信的商業環境，否則容易發生道德風險。如果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上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差異不大)，我們要考慮這兩個因素，會計並不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說起來這門學科知識是很淺薄的，使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在達到運用會計準則的水平應是不難的事，難的在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缺乏相關的數據和信息，如何對企業資產的現值作出評估？問題更嚴重的是，我國誠信環境還遠遠沒有達到歐美已開發國家水平，濫用會計選擇權成為理性的選擇，會計準則給予越多的會計選擇權，會計信息質量就越差，會計準則的執行效果和預期效果背道而馳，不但相關性目標達不到，連可靠性也喪失了，經過安然事件，我認為我們反思的不是“規則導向對不對的問題，而是到底要給會計人員多少選擇權？如果給了會計人員選擇權，如何防範會計人員濫用選擇權，一方面要給會計人員選擇權，另一方面要防範其濫用選擇權，這對準則制定者來說，確實是兩難選擇。當前會計準則制定者最主要目標是遏制會計人員濫用選擇權，如果一種會計事項可以允許有多種會計政策或賦予會計人員較大的會計估計權，這必然導致會計信息的不可比，這種不可比不只是企業之間，也在企業的前後期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