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園大學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 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夢;學 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 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 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里呢,還是應該 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 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么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 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 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 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 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 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 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 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 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 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 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 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 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裡,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 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見"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 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 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 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 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 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 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 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 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quot;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 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 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 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 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 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么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 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本文作者: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