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較注意探索的問題的基礎上，寫論文主要是反映學生對問題的思考， 詳細內容請看下文碩士畢業論文緒論。
根據《明日的星球》(tomorrow's planet)期刊《瀕臨絕種的動物：自然的911》一文，每天將近100種物種消失，即每15分鐘就有一個物種滅絕。而在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開始運作後所帶來的經濟全球整合化，動物消失的速度有增無減。跨國資本家於開發中國家開設工廠以低工資雇員窮困的勞工，也更加深化世界不同社會、社區裡的貧富不均現象，再加上大規模環境的破壞，最終導致生態系統與人文文明價值的全盤崩潰。此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種種破壞與危機促使當代生態文學文化批評家開始反思所謂的人類文明，並企圖建立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環境與動物正義和倫理論述。鑒於生態危機實為人類全球化、後工業、消費社會、科技“文明發展”意識形態之危機，也就是說當前上述主流的意識形態無法維續生態永續，若要逆轉此危機，人類必須全盤反省人類本身的偏狹的價值觀，並重建一個以非人類為中心、涵蓋大地萬物世界觀及秩序。在這裡我來討論前任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的會長暨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的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的生態批評學者烏穌拉・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對西方生態批評界內部的在地化論述之批評，並提出全球化視野的“生態世界主義”(eco-cosmopolitanism)論述之觀點，以供其他非西方生態批評學者作為參考。
受到美國環境主義啟發而開展出來的生態批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的生態視野與實踐上的地方性與反現代性色彩。有意思的是，美國生態批評里的一種絕緣式或反全球化的地方主義本身與美國1960和1970年代環境主義的全球視野與國際觀背道而馳，如1972年阿波羅17號太空梭在外層空間拍攝的“藍色彈珠”(blue marble)的照片和“全球性思考，在地性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號等等。海瑟教授指出，雖然環境正義運動在美國文學文化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可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媲美，但是此政治抗爭之視野尚未從“次國家的”(subnational)層面提升至一個“超國家的”層面(supranational)。它的原因在於這些具有政治抗爭色彩的環境主義者從來沒將苗頭指向國家(nation-state)之層面，只停留批判某些現代社會的面向。同樣，學術界裡的生態批評理論的視野，還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生態文學裡的地方想像也背道而馳地傾向在地認同的地方主義(localism)，而忽略當代全球連線性與跨國連線對當地(或異地)的生態影響。
生態批評本身的在地認同，若究其原因，還是得回到環境主義者本身對全球的連結(global connectivity)修辭和想像懷著一份不安與焦慮，因為全球化的想像總是與跨國資本財團企業那種表象和諧論調背後的陰謀論連結起來，而不管他們生態和諧論在某方面不斷強調全球整合的不可避免性與跨國視野的重要性。“從生態批評這樣的反全球化視角來看，”海瑟寫道，“任何一個擴大領域的跨國和其他更新的一些世界性現代化方法無法為其提供任何觀念及想像上的貢獻。充其量， 跨國越界的領域只將國家國族視為一主要的壓迫力量。”①其他不少學者也同樣地指出現今西方主流生態視野的地域性的偏狹思維。如greg garrard在《生態批評主義》(ecocriticism)一書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研究領域裡的)生態批評研究必須要突破的地方之一是全球化研究或跨國研究。他提到未來的生態批評將面臨的瓶頸是全球化與生態批評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此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之前很少被提出來。第二個關卡為“綠色人文主義與環境科學之間發展一個有建設性困難。”②另一位學者simal bego[n][～]a這樣寫道：“當代環境批評所缺乏的是一個對早期生態批評理論的一個修正與重估的世界觀，使得生態批評理論能夠適用在二十一世紀 ，那就是一個全球化、完全陷入跨國消費資本主義的世界，而其人民也顯現出環境意識的跡象的世紀。”最後，布依爾(lawrence buell)在他的重新評估他的《環境想像》(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書當中也曾這樣反省道：
我發現我自己的立場與那些認為自然寫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環境文學文類這樣的視角太狹隘的看法一致。 我也同意一個成熟的環境美學、倫理，或政治必須將都會與內地相互滲透，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物中心主義兩者間相交錯列入考慮。①
上述例子足以證明西方生態批評學者已開始意識到此研究本身的地域性及其視野的局限，而此局限難以應付當前的世界全球化所要面對的問題 。舉例來說，它不足以用來分析或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視野來探討北太平洋環流的垃圾漩渦問題(north pacific gyre garbage patch)或其他氣候暖化、公共海域的污染和海洋、空中遷徙動物災難問題。正如布依爾(lawrence buell)所指出的：大規模的經濟、社會過程以及與全球暖化有關的自然現象如美國卡崔娜颶風，皆需要我們超越國家式的思考。
後期“修正”的生態批評除了開始結合全球理論如環境正義、後殖民主義，企圖打破以國家、種族為單位的疆域思想的局限性，重要著作如graham huggan和helen tiffi合寫的《綠色的後殖民批評》(green postcolonialism)與《後殖民生態批評主義：文學、動物與環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此書結合後殖民主義批評與生態文學批評以進行跨地域性之文化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斯洛維克(scott slovic)則將此生態批評的新轉向稱為生態批評(或有時被稱之為環境批評的)“第三波”。有別於1980年代著重於自然寫作的第一波生態批評和1990年代擴展到其他非文學媒體、環境正義、都市生態和後殖民主義的第二波生態批評， 斯洛維克寫道：“第三波的生態批評主義以儼然被接受成為一個新的批評寫作形式。其範式超越了國家、種族的界限，並將不同人類文化將之比較。”他認為生態批評學者採用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方法來探索全球與地方之間的衝突。②斯洛維克和現任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的會長的亞當森(joni adamson)兩人共同為melu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這一學術刊物合編的專輯，將此專刊之焦點擺在此“第三波”的生態批評關注的議題上，即在承認種族、國家的特殊性之下，也同時超越種族、國家之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第三波的超越種族、國家之界限是超越後殖民生態的想像，而朝向網狀交錯重疊的不同的社區連結與想像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