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曹魏正始八年墓：該墓於1956年被發掘清理。全墓由前室、後室、耳室、甬道和墓道等部分組成。因該墓曾被盜擾，墓內器物已亂，只有兩耳室內器物保存較完好。出土文物以陶器為主，器形有罐、盤、燈、俑、井、磨、灶、碗、雞、豬、豬圈等48件，銅器有鍋、博山爐等5件，鐵器有帷帳架、燈等共10件，另外還有玉杯1個。玉杯高13厘米，口徑5厘米，白色，製作精緻，表面十分光滑，是罕見的古代藝術品。帷帳架是以圓鐵棒製成三柱和四柱的拐角形狀，三柱形的有四個，各柱成90度直角，另外四個有四柱，其間以木柱連線，即成為長方形的架子，四周以布維之，就成一個完整的帷帳。這為考證漢魏時的帷帳形制和製作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其中一件管狀組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等銘文，又為該墓的絕對年代提供了依據。
4、唐安菩夫婦墓：1981年發掘清理。墓葬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四部分組成。墓中出土器物非常多，依質料可分為三彩器、單釉器、陶、瓷器、金、銅、瑪瑙器及石刻等類。三彩器形制較大，造型優美。主要器形有文武吏、天王俑、鎮墓獸、馬、駱駝、牽馬俑、牽駝俑、騎馬俑等。這批三彩器不僅胎質堅硬，施釉均勻，色彩鮮艷，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而且量多類聚，堪稱洛陽“唐三彩”的代表作品。它表明洛陽的唐三彩藝術，早在初唐階段已達到十分成熟的程度。這為洛陽唐三彩的斷代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墓中出土金幣一枚，直徑2.2厘米，重4.3克，正面為一戴王冠的男像，背面為帶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像，兩面均有銘文。據鑑定，這是東羅馬皇帝福克斯的鑄幣。這枚金幣是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金幣，它與1955年洛陽發現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無疑都是絲綢之路的遺物。特別是安菩墓誌，不但提供了墓葬的確切年代（唐中宗景龍3年，即公元709年）和墓主的國屬、家世及其身世等情況，而且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此我們重點講一下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的釉陶生活用具和雕塑工藝品。這一名稱古書中缺乏記載，考其由來，則同舊時挖墓取寶之風有關。洛陽是聲譽中外的歷史名城和文物淵藪之地。城北的邙山，古冢累累，帝王陵墓星羅棋布，有很多唐朝顯貴也埋葬這裡。舊時這裡的一些窮苦人，為了餬口常常掘墓挖寶變賣，其中得到一些釉色光亮的所謂“瓦器”，多為紅、綠、白三色，因其出自唐墓，人們便起名叫它“唐三彩”。1928年，隴海鐵路工程修築到洛陽時，從東向西沿邙山腳下掘開許多古墓，在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中，器皿和人物、動物數量頗多。古玩商們將其運到北京，引起了著名學者王國維、羅振玉等的讚賞和重視。外國人也視為至寶，出重金購買，唐三彩頓時聲蜚中外。之後，雖又曾發現褐、藍、黑等多種釉色的俑類、動物和器皿，但“唐三彩”已成慣稱，這一名稱便沿襲下來。在我國美術陶瓷史上，唐三彩開創了一代新風。它不光在造型、裝飾、釉色、燒制技術等方面樹立了驚人的風格，而且它所表現的題材內容，廣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像一束怒放的繁花，與唐代的詩歌、散文、樂舞、繪畫、書法、雕塑、建築等藝術形式相互輝映，和諧地構成了一座宏麗的百花園。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經濟、文化都達到了歷史空前的高峰。唐朝國威的強盛、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社會的安定，都大大促成了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使當時的中國處於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同時對外施行比較開放的政策，也有利於發展對外貿易關係和文化交流。因而反映在文化藝術領域裡，就呈現出奼紫嫣紅、欣欣向榮的局面。唐三彩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成為與其它藝術並存的一朵華貴的奇葩。唐三彩的出現，同唐代統治階級豪華奢侈的生活、追求名貴寶物也是分不開的。那些官僚貴族活著窮奢極欲，死後連妻妾奴婢、馬牛駱駝、飛禽走獸以及瓶、盤、碗、罐等，都做成三彩釉陶用來陪葬。厚葬風俗的盛行，也是唐三彩大量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三彩的胎料是一種上等白色粘土，素稱高嶺土。這種土顏色皎潔，顆粒細微，具有堅柔粘韌的特性，洛陽附近的鞏縣、孟津、新安、龍門均有出產。製作三彩的礦土，要經過挑選、舂搗、淘洗、過濾、沉澱、浸潤、陳腐、揉搓、捏練方可使用。這樣精選加工把一切雜質排除乾淨，才能保證胎色潔白，使製品有良好的穩定性。否則，器物的表面就會出現凹凸不平的斑丘，甚至會起泡或使胎體爆裂。入窯焙燒是一道關鍵工序。爐窯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直煙窯，其結構有火道、窯簞、爐堂，窯頂有煙道，煙火直接從窯頂噴出。二是倒煙窯，這種窯煙火流動的路徑是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經過火道、爐堂、煙道，最後從煙囪中噴出。唐三彩一般需要兩次焙燒：成型坯胎晾乾後，入窯用氧化火焰經過1100℃或接近1100℃的高溫素燒，即成白色胎體。冷卻後，掛上配好的彩料釉汁，再入窯作第二次焙燒，燒至900℃，使彩釉熔融開化，胎體表面就會呈現出各種鮮艷的光澤。從出土的唐三彩觀察，唐代焙燒工藝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火候適度，升降溫掌握得恰如其分，窯內火焰輻射均衡，坯體破裂現象很少。在掛釉焙燒過程中，由於火候控制得當，釉汁與胎體地膨脹係數均衡，冷卻時收縮一致，釉質與胎體密合非常貼切，很少有脫釉剝落現象。這充分證明了唐代工匠們已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熟練的燒制技術。唐三彩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它釉色的獨到風格。經過化驗分析，可知三彩釉色的主要元素為矽酸鉛。唐代工匠，經過千百次地實踐，成功地配製出白色、淺黃、棕紅、褐紅、淡青、翠綠、深綠、天藍、茄紫、赭黑等色彩，而且還配出一種罕見的銀白色釉，燒制後器物表面仿佛鑲上一層鋥亮的銀片。熟練的工藝技巧和化學知識的增長，使工匠們掌握了礦物、金屬氧化物的性能和呈色機理。他們認識到褐紅為鐵、淺黃為鐵或銻、赭黃為鐵、各種青綠色為銅或鉻、藍色為銅和鈷、紫黑為錳等。釉藥的主要成分是石英、鉛粉及各種金屬氧化物，用以輔助釉質的熔解和增加色澤的光亮程度。然而，工匠們為了達到某種呈色的特別效果，就將各種釉料及色劑的比例靈活增減、適度調配，這樣把各種釉汁同時交錯施於胎體表面，入窯焙燒，使之溶解流化，產生混合或化合“窯變”現象，就會出現變幻無窮的色彩。這裡需要說明，“窯變”原來是釉色在窯內加熱偶然產生的一種自然色變，但三彩工匠們加以總結、摸索出規律，能動地控制和利用了“窯變”的效果。這不能不說是三彩工匠們的傑出貢獻。釉質的色變與施釉厚薄及火候的高低也有很大的關係。為了增強塑造人物形象的質感，還要增加一道對人俑的“開相”工藝。三彩人物的頭部不施釉，僅塗以白粉，在唇和面頰上加朱紅，在眼眸、眉睫、髭鬚和巾帽等處都用墨描畫；足部也多不施釉，同樣用墨塗畫，以示為黑色皮靴。這樣增強了寫實效果，但並不使人感到有特別的與釉色失調的做作。三彩器物的裝飾，主要採用雕塑與釉色相結合的方法，用刻花、印花、貼花、塑花等技巧，可以做出寶相花、蔓草紋、荷葉、蓮花、杏葉、靈芝、流蘇、魚子、鋪首、人物、動物等裝飾；而用釉汁點描、斑描、塗繪、潑灑、絞胎的方法，可以做出各種生動活潑的動物、禽鳥及織錦、珍珠地、斑點紋、條帶紋、木紋等，這種用釉藥和色劑混合繪製焙燒而成的圖案花紋，稱為釉花。這種釉花的出現，是陶瓷史上的一次飛躍。它不同於瓷器的釉上彩和釉下彩，但卻是釉上彩或釉下彩的前軀。釉花中的藍彩，又是後來青花瓷的前身。自商周出現青釉瓷以來，直至隋朝，其間數千年都不曾用釉色組成紋樣，唯唐代開始使用。唐三彩上的印花，多飾於模印製成的器型。而貼花多飾於輪制的圓形器物上，因為採用印花就會被快輪的削刀刮掉。貼花是先將紋樣雕塑成型，然後貼在器壁的適當部位，有的是泥胎未乾前貼上的，有的是在釉燒以後才貼上，再上釉重新焙燒的。劃花多與釉色相結合，並多飾於器物的平面上，即先以線條劃出動植物的輪廓，然後用各種色釉分色平塗後燒制。所以要施在器物的平面上，是為了控制釉汁流淌，避免畫面模糊。絞胎釉，是一層胎泥，一層釉色，迭次相壓，捲成圓柱，然後取其斷面，製成器型焙燒而成的，呈現出樹木年輪似的紋樣，富有天然之美。另一種為貼面絞胎。這兩種絞胎釉均需在器物表面加施一層鉛玻璃透明釉，並一次燒成。斑點紋除用釉汁斑描而外，還可以在坯體內嵌進晶體礦石，燒成後器壁上就呈現出晶瑩的白斑。這些都是唐代三彩匠人們獨闢蹊徑的創造。工藝美術作品一向分作日用品和陳設品兩大類。唐三彩的品種之多，內容的豐富程度卻是當時任何一種工藝形式都無法比擬的。就生活用器而言，有各種形狀的壺、尊、瓶、罐、盅等水器和酒器；飲食用具有盤、豆、碗、盂、缽、盆、杯等；化妝用具有裝油或盛藥膏的各種盒子；文房用具有水盂、硯滴；寢室用具有唾盂、香爐、油燈、枕頭等；各種模型有庭院、房屋、家室、倉庫、假山、水池。唐三彩中的生活器皿很受人珍視，因它既實用，又可供觀賞。它與一般生活器皿相比有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色彩絢爛，花紋美觀。第二，唐三彩繼承了我國古器物奇特别致、製作精巧的造型特點。第三，仿效其它工藝品的造型，是三彩生活用具的又一特點。唐三彩吸收融合了唐代的陶器（不施釉的瓦器）、瓷器、金銀器、銅器、木漆器、藤編和少數民族、甚至外國生活用具的優秀造型及裝飾藝術，創造了自己別開生面的風格，也為它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唐三彩中的人物、動物、禽鳥數量最多，工匠們對這些形象的塑造，的確達到了我國古代藝術史上的高峰。唐三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和特徵，它反映了唐代國家的統一和在藝術上熔鑄北方渾厚雄健與南方清新柔潤的特點。首先從三彩俑來看，工匠們不僅能表現出不同形象、不同性格、不同姿態、不同裝束、不同民族的特徵，還能塑造出不同等級、不同地位和他們特定的思想情感。洛陽出土的三彩女俑頗多，有的悠閒雅坐，若有所思；有的亭亭玉立，裙帶生風；有的虔恭典嫻，廣袖揚逸；有的頭束丫髻，窈窕多嬌。1965年洛陽北窯出土的女坐俑，紅唇粉面，豐頰腴腮，頭梳環頭，身穿袒胸絳色窄袖襦衫，胸束長裙，雙手置於胸前，端坐在墩座上，神氣十足，顯然是達官貴婦的形象。屬於這種身份的還有1970年洛陽穀水出土的女立俑，她面龐俊俏，眉目清秀，髮髻梳成鸚鵡欲飛之形，上穿淺綠圓領襦襟，胸部袒露，身系黃裙，長袖飄飄如溪泉傾流，很有點超然不群的樣子。這種形象恰似《新唐書·五行志》記載的那樣：“天寶初年，楊貴妃常以假髮為首飾，好服黃裙，時人為之語：‘義發拋河裡，黃裙逐水流’。”這件女俑的裝扮就是工匠們特地為她設計的。與貴婦身份不同的女俑，還有頭梳丫髻、上罩短襖、腰束長裙的金雀丫環，她體態婀娜，年僅十五六歲，望去很有俏皮、靈俐、活潑之感。可以看出，三彩工匠們對女俑的塑造，從生活到藝術確實都下了一番苦功的。三彩俑中那些文臣官宦的形象，多是峨冠博帶，長袍闊袂，端嚴直立，神情拘謹，溫順虔誠。有的雙目迷離，抿嘴微笑；有的兩手捧物，舉在胸前；還有兩手相交，置於腹下。他們或在深思熟慮，準備為上司獻策，或在唯命是從地聆聽吩咐。工匠們雖然用簡約的手法著意塑造這類人物的道貌岸然，但把他們矜持尊嚴的內心世界也刻畫得淋漓盡致。對於那些天王俑、武士俑和鎮墓獸的塑造，工匠們是採取誇張手法，著重從外形上突出表現。天王俑頭戴盔冠，身穿鎧甲，背生雙翼，腳踏臥牛或鬼魔。武士俑或持劍撫盾、或拉弓射箭，無一不是肌肉發達，蹙眉怒目，劍拔弩張，看去頗有一種凶神惡煞、氣勢逼人之感。鎮墓獸是工匠們巧妙地綜合多種動物形象想像出來的一種怪獸，放在墓門內作為辟邪用。形象多為人面獸身或獸面獸身，更有的頭長獨角，身生雙翼，背披火焰，豎耳怒目，異常兇猛，好像準備隨時躍起捉拿妖魔。有人說它是《周禮》中記載的“黃金四目”、頭戴銅製面具、“持戈揚盾”、率眾打鬼的方相氏形象的演變，看來頗有道理。另外那些深目高鼻、頭戴尖帽、身穿翻領袍、腳登高筒靴的男俑，多是我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或外域人的形象，一般稱為“胡俑”或“崑崙俑”。洛陽穀水唐墓中出土的幾件胡俑，多是眉發蒼鬱、絡腮鬍須、顴骨高隆、體格彪悍。有人認為他們是中亞西亞人的形象。另一件傳世的牽駝男俑，極像維吾爾族的相貌。他頭戴小帽，身穿褐綠長袍，袒胸佇立，側頭嘻笑，連濃重的眉須也帶著耐人尋味的樂觀性格。他牽著一頭腿短頭小、身軀龐大的駱駝，據說是波斯或大秦國的品種。駝背上滿載著各種貨物，大概因為買賣興隆才使他那樣神采飛揚吧。洛陽出土的樂舞俑也很有風采，其中騎馬樂舞俑有八件一套的，分別為四男四女。男的擊鼓或手舉儀仗器；女的髮髻奇異，長袖飄舉。騎駝樂舞俑，駝背上有五個伎樂人在歡快地歌舞。他們無不姿態姍姍，感情奔放，簡直是唐代一幕幕坐、立二部樂舞的再現。唐三彩中的動物也很引人入勝，各種動物的個性特徵都塑的比較典型，如駱駝、牛、驢、豬、羊等，都塑造得生動逼真、活潑輕健，觀之不禁使人有驚奇之感。駱駝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因為它適宜長途跋涉，被人們喻為“沙漠之舟”。當時往來在長安和洛陽的商旅駝群紛至沓來。這兩地出土的三彩駱駝，多是形體高大、茸毛蓬鬆、兩峰間馱著巨大的虎頭紋行囊及絲卷、綢布、水壺、魚、兔、肉食等物，它們或在穩步行進，或在昂首嘶鳴。洛陽關林唐墓中出土的一件，駝背上還騎一人，完全是漢人的裝束。他一手控制韁繩，另一手揚鞭催駝，儼然是中國商旅冉冉西行的逼真寫照。馬匹勁健有力，能役善戰，又較易馴養，在古代軍事、農業、交通、禮儀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唐朝官府和民間很重視養馬。唐玄宗曾選擇西域、大宛獻來的良馬和中原駿馬，令畫師臨摹。他還讓人在他的御廄里畜養良馬多達四十三萬匹。他赴泰山祭祀，布置數萬匹牧馬跟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尚馬之風可見一斑。所以馬也成為唐代文藝創作的重要題材。人們對塑造描繪馬的形象要求甚高。韓乾是當時善於畫馬的名家，然而杜甫卻給以“畫肉不畫骨”的譏評。不過，從出土的唐三彩馬來看，倒是會使詩人滿意的。三彩藝人們，以熟練的技術，靈巧的刀法，流暢的線型，生動地塑造出比例勻稱、彪健有力、神氣完備的各種駿馬形象。洛陽關林出土兩件形體高大的三彩馬，可以說是唐三彩中的代表作。一件通體施白釉，昂首挺立，兩耳豎起，高達76厘米，與黑馬相配，顯得明快清新。另一匹黑釉馬，膘肥雄渾，剪鬃挽尾，雙耳後抿，頸若彎弓，四蹄抓地，依稀倔犟地將要飛奔啟程。。這種黑釉馬除近來在洛陽龍門又幸得一件而外，在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還藏一件，並且均為一黑一白，與上述的兩件作風一致，宛如出自一人之手。這都是我國藝術史上難以尋覓的珍品。如前所講，唐三彩以鮮艷奪目的釉色和形象生動的雕塑為特點，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情趣。它同洛陽龍門石窟的唐人雕刻以及敦煌石窟的唐代彩塑異曲同工，都是盛唐時期豐富社會生活的美麗畫卷，與唐代繪畫互相輝映，都閃爍著燦爛的光彩。現在大家再來看墓中的唐三彩作品，加深一下對唐三彩的認識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