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通過表二至少可以看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重慶四個中院2002年—2004年刑事自訴案件的受案數、調解數及其調解率也均呈逐年下降趨勢，特別是四中院的調解率下降21.24%。二是四個中院的刑事自訴案件調解率下降幅度不平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調解率的下降幅度越低，而越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調解率的下降幅度越高。
根據實地調查、座談以及對收集到的有關資料的分析，我們認為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率呈逐年下降且各地區下降幅度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司法政策和法院工作內部評價機制的變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期，由於79《刑事訴訟法》對自訴案件的調解制度規定得較為粗略，致使自訴案件的調解在實務上不規範，從而給人民法院自訴案件的調解工作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並遭到實務界和學界的抨擊。為此，最高法院開展了以司法的規範化、技術化為代表的審判方式改革，該項改革的核心旨在提高庭審功能和審判質量，強調當事人主義，推崇對抗性和當庭判決率。調解作為非正式的庭審因體現不出法律的“威嚴”而受到冷落，調解率也不再是法院內部考核法官業績的標準，並且與獎勵等激勵措施也不再掛鈎，從而減少了法官誘發調解心理的動機。這種司法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使一些法官尤其是年輕的受過正規法學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視調解，認為調解是理論水平不高和庭審駕馭能力不強的表現，熱衷於裁判權的行使和說理，追求快審快判，調解走過場，導致相當一部分有可能調解的案件“一判了之”。
2、公訴案件數量逐年遞增。以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為例，該院2002年—2004年公訴案件的受理數以每年15%的比例遞增，該院刑事審判一庭難有更多的精力從事調解工作。在調研中，基層法院普遍反應映，由於近幾年法院法官數量減少，而案件負擔逐年加重，這一矛盾也直接影響了調解率。
3、法官對調解的認可度。法官的執業背景、知識結構、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直接影響著對調解的認識和態度。經驗派法官與學院派法官、基層法院法官與中級以上法院法官對調解的態度就有很大的差別。一般來說，經驗派法官由於出生複雜，進入法院後邊培訓、邊工作，這部分法官在基層法院起著主力軍的作用，並用與鄉土社會接觸最為密切，他們對輕微刑事糾紛解決的合理性和社會效果比較關心，豐富的社會經驗與人生閱歷使他們對調解得心應手，能夠達到調解的效率與效果的統一。而學院派法官由於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對法律規則及程式有著理性的認識，更關注法律的技術性和規範性，強調程式的正當性與司法過程的嚴謹性，主張通過對抗性的程式、周密的證據規則體系、嚴謹的法律解釋和推理來闡釋法律的精神和判決的法理，並以此教育和引導民眾，弘揚司法的權威，對於非正規的調解“不太感冒”。不同級別法院的法官對調解的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就此次調研的重慶二中院轄區兩級法院來說，基層法院的法官因受錯案追究、抗訴率、改判發回率等因素的影響，普遍看好調解的實用性，並注重調解。而中院的法官由於受這些因素影響較小，審案較為超脫，故對調解重視不足。
4、當事人方面的原因。在同基層法院的法官座談中，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當事人法律意識的提高，使得調解的難度比上世紀90年代難度增**，法官的說理很難被當事人接受。其原因主要包括：（1）一個案件能否調解成功，一是要看案件本身是有調解的可能性，其內容包括：如案件的性質、被告是否到庭、代理人的調解許可權、當事人對訴訟的期望值等；二是要看法官的調解能力和努力程度；（2）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提高的同時，公共權力權威的下降使得當事人不再盲從公權力的操縱，這也使得法官的調解權威性減弱，僅靠法官的單方調解意願並不可以改變當事人的選擇；（3）當事人法律意識所謂“提高”尚處於不理性的階段。包括：法律的不確定性使得當事人對訴訟的期望值過高；沒有調解誠意（以程式拖延訴訟），缺少理性的判斷能力和對訴訟成本效益的關心；對法官調解動機的懷疑；自身運作（通過關係操縱）司法的意圖和盲目自信；將訴訟進行到底（要個說法）才是法律意識提高的偏面認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