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充分發揮訴訟代理人、當事人親屬、基層組織的作用，促使調解成功。對於一些矛盾激化，難以調解的案件，通過訴訟代理人、當事人親屬和基層組織與當事人比較親近，當事人比較信任的特點，讓他們做當事人的工作，使當事人容易接受調解，起到很好的效果。
（四）調解時把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聯繫起來，作為平衡當事人利益請求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實踐中，自訴案件的自訴人之所選擇自訴程式，其目的是利用刑罰對被告人的威懾力，實現其經濟賠償，至於是否必須對被告人處以刑罰並不迫切追求，為此在自訴案件的調解中，對被告人要以所謂的“以法壓人”方式，迫使原告人積極履行民事賠償責任，求得自訴人的諒解，促使調解成功。
（五）在調解時注重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引發案件的根源問題。在一些自訴案件中，雙方矛盾長期存在，最後激化引發案件，在調解時注重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引發案件的根源，就能使調解能夠順利地進行。如果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矛盾的根源不能得到解決，就很難調解，有的即使表面上調解了，但還會產生糾紛。因此，不少法院在調解這類案件時，依靠基層組織和政府部門，首先妥善解決糾紛的根源，使案件順利調處，有利於平息矛盾，維護穩定。如黔江區法院審理的張某某故意傷害案，張系在校大學生，因鄰里多年糾紛在寒假期間將鄰居打成輕傷，依法應判處刑罰。但法院考慮到張家貧窮，且張某某系目前張家唯一的一名大學生，若依法對其判處刑罰將葬送張某某的一生，故合議庭的法官不辭辛苦，甚至大年三十也通過當地居民委員會多次給自訴人做工作，最後以自訴人撤回自訴，結案了事。
二、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在當前日益受到重視的法院調解工作中，人民法院立足於實用主義看到了調解的無比優越性。首先，調解可以圓滿、經濟的解決糾紛，達到息訟、減少抗訴、再審、申訴、纏訴等現象，緩解訟累，降低成本；其次，調解協定以合意為基礎，更易為當事人自覺履行，可避免執行難；再次，從訴訟整體上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最後，調解可以減少對抗性，有利於在解決糾紛時維護當事人長遠的利益和友好關係，從而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達到維護穩定的政治功能。因此，在這樣一種強大的利益驅動下，以至於法院只追求調解的結果，而忽視了調解的正當性，調解成為審判工作的目的。另外，由於調解有利於社會穩定，所以法院應當著重調解這一錯誤邏輯，使得司法政策對法院維護穩定的政治功能過分強調，也影響了法院調解的合理性。
為此，考察法院調解制度的問題，必須立足於一個科學的判斷立場和標準。我們的立場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任何制度的實施都需要成本和代價，我們在充分發揮調解的優勢時，如何保持程式的正當和司法的效率。就當前刑事自訴案件調解的公正與效率而言，一方面，從審判機制整體運作的角度，適用調解可以減少訴訟環節，避免不必要的無意義的抗訴和纏訪纏訟，能夠節約訴訟成本和審判資源，然而，就自訴一審過程中，適用調解不一定能夠起到提高審判效率的作用。從調研中也發現，結案總數與調解的比例普遍成反比，調解所花費的時間總是要多於判決的時間。另外，調解的有效適用需要對法官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比判決更多，使法官沉溺於繁瑣的調解事務中；同時，一個有著較高法律素質的法官未必就適合從事調解工作。而基層法院當前案多人少的局面，也會因為過分強調調解而使得審判資源難以有效利用。基於這種立場，現將此次調研中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歸納如下：
（一）以調解程式代替審判程式，從客觀上縱容某些審判人員違反程式法辦案，使法定的程式形同虛設，從根本上損害了實體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