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黨員意識淡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物質文明的豐富和不健康思想的侵蝕，導致思想觀念物質化。正是由於黨組織管理的缺位和教育的不到位，導致黨員的黨性意識弱化和宗旨意識淡化。一是由於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規則、求利觀念難免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導致一些人理想信念動搖、價值取向異化、社會行為失范。二是放鬆了政治理論學習。一些黨員放鬆了政治理論學習，放鬆了自我要求，思想觀念不能與時俱進，辨別是非能力退化，抵禦腐蝕能力弱化，對金錢、物質、個人利益考慮過多，對社會上一些負面現象不能正確認識，尤其是當個人利益受到衝擊時，便心理失衡，抱怨組織、抱怨領導。三是思想變動大，組織紀律觀念不強。由於跨地域流動，一部分流動黨員脫離了黨組織的紀律約束，“免疫力”減弱，少數行為自由化明顯，把參加黨的組織生活當作是給自己找麻煩。同時，由於個別黨員入黨動機不純，把入黨看成是到黨內撈好處，一旦沒有好處了就想脫離組織管理，把自己等同於普通民眾，不願履行黨員義務，甚至長期不交黨費，使自己逐步游離於黨組織之外，成為“自由分子”，不珍視黨員身份，對組織的認同感淡化，認為黨員稱號只是個政治榮譽，在經濟活動中靠的是掙錢，不願公開自己的黨員身份。四是個別黨員在崗時，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因為下崗帶來巨大生活落差，對黨組織這個“娘家人”心生怨氣。
（四）管理思想不統一。極個別黨組織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對流動黨員的工作生活關心不夠，不知道流動黨員在想什麼、盼什麼，對他們思想上產生的困惑和疑慮沒有及時幫助解決。有的對流動黨員生活困難不能及時解決，造成黨員感受不到組織的溫暖，逐漸產生了離心情緒。集中表現為：一是“小塊論”，認為流動黨員只占黨員總數中的極小部分，抓不抓無礙大局；二是“無關論”認為流動黨員四處分散、情況複雜，教育管理工作難度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三是“無精力論”，認為黨組織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抓日常經濟工作及在崗黨員教育都忙不過來，沒有精力去管流動黨員，工作中表現出“力不從心”。
（五）流動黨員管理辦法有漏洞。從黨員個人方面講，少數流動黨員對持《流動黨員活動證》作用認識不清楚，對《流動黨員活動證》使用不積極、不主動。從黨組織角度講，《流動黨員活動證》使用對黨組織缺乏約束力，對《流動黨員活動證》頒發、接收等環節雖有明確的規定，但可操作性不強，使流出地、流入地黨組織發證、接證的積極性不高，影響了《流動黨員活動證》的使用。
（六）黨員管理機制滯後，造成對流動黨員難於有效管理。一是流動黨員的流入地黨組織不願接收，流動黨員本人不與流入地黨組織聯繫或不公開自己的黨員身份，造成黨員不找組織，組織找不到黨員的現象。二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下崗職工黨員返鄉、農民外出務工黨員不斷增多。三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離退休黨員也在逐年增多，退休後返鄉、居住外地的也不少，流動性增強，相關的管理制度相對滯後，缺乏實用性、操作性，以上幾種情形給黨員管理增加了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