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調查組先後走訪的6個縣(市)，23個村中，只有兩個村黨員的平均年齡低於50歲，其餘的都超過50歲，甚至接近60歲;南平市委組織部提供的南平市624個下派村黨員平均年齡也接近50歲。許多村子，除了復退軍人帶回幾個黨員之外，多年沒有自己發展過黨員，因為黨員幹部把入黨看成獲得特權的機會，所以他們要極力壟斷這種特權，不肯讓更多的人加入進來。黨員乃至村支書的年紀老、文化程度低、素質差、致富靠腐敗，即使是在農村這樣相對落後的地區，他們也很難稱得上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更談不上代表廣大農民民眾。
值得指出的是，農村基層黨組織潰散不是南平市獨有的現象，如山西省，農村黨員、幹部隊伍也存在著嚴重的老化現象。山西全省的農村黨員、幹部中，50歲以上的黨員占到黨員總數的55.7%，大多數村的黨支部書記年齡在55歲以上;國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74.5%。
利用組織手段實現黨員、幹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也許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比如說，由組織部門發個檔案，把黨員、幹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作為一項重要指標來抓。但黨員、幹部隊伍在自然狀態下的潰散絕不僅僅是作為現象表現出來的老化和文化程度低，黨組織的缺乏戰鬥力乃至潰散絕不是可以由組織部門的一紙命令解決的。
(3)其他勢力，包括宗教、家族等民間非政府力量，乃至與腐敗官員結合的黑社會勢力已經形成，它們對於農村社會的影響逐步壯大。
從上述三個形成“斷層”的最主要原因看，第一個原因將隨著市場經濟的存在而長期存在，農民自發、自組織的循環體相對獨立於鄉鎮以上政權循環體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必然結果，我們已經不可能像計畫經濟時代那樣，什麼都一竿子插到底了，在新的經濟基礎條件下，我們必須以新的方法處理農村的基層政權問題。第二個原因，則是我們應該努力解決的，這就是抓好農村的黨建工作，把真正代表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代表廣大農民民眾的人吸收到黨組織里來。至於第三個原因，除了與腐敗官員結合的黑社會勢力必須予以堅決打擊之外，我們的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學會與宗教、家族等民間非政府力量和睦相處，在這個基礎上加以引導和駕馭。
二.農村經濟基礎的變化給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帶來了新的挑戰
前面所說的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基礎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除了意味著農村經濟從計畫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農村生產效率提高、農民收入提高，這些巨大的成就之外，還有著一些關係到政權鞏固的其他方面的具體表現。這些表現主要有：村，乃至鄉、鎮財政基本上破產;大量農民拋棄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戶手中集中;黨在處理與大戶的關係時面臨十分微妙的局面。
(1)村，鄉、鎮財政基本上破產。我們的調查組走過的鄉村，幾乎無一例外是這個情況。村負債基本在幾十萬元，鄉、鎮負債則在幾百萬元(李川：1998年的統計，南平鄉一級平均負債399萬，村級平均負債39萬)。南平市624個下派村村集體負債在2億元左右，相當於這些村三年的村集體收入。這些債務主要是欠農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幹部、農民或其他人的。
要解決村，鄉、鎮財政的困境，靠從農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費用是不現實的，只能從村集體經濟汲取，而村集體經濟正面臨著最後一次瓜分。這次最後的瓜分可以帶來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個下派村集體資產情況調查表上的數字是XX年這624個村的村集體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萬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萬元左右)，但此後怎么辦?幾乎是無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