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村民民主自治是在農村地區建立秩序的唯一選擇，在農村已經不存在其它健康的自組織資源。我們在前面已經講了，要想在農村地區恢復過去計畫經濟時代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形式，由於經濟基礎和政治現實的巨大變化已經是不可能了，農村地區的村民自治勢在必行。那么，除了民主選舉之外，中國農村還有沒有可能實行其他形式的自治呢?一些學者認為村民選舉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賜予”，因而靠不住，他們認為：“中國農村的自治，需要利用傳統的自組織資源”。我們認為，除了民主選舉之外，中國的農村已經不存在其他健康的“自組織資源”。
我們的調查組所走過的閩北山區，由於其獨特的地理、歷史條件，應該是傳統資源保留得比較多的地區。即使在這樣一個地區，1949年的革命，1XX年來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和農民的面貌。由於城市對於農村的人才資源的汲取，農村已經不再可能出現一個傳統的鄉紳階層這個“傳統的自組織資源”的核心要素。在我們的調查組走過的6個縣(市)，23個村，我們的調查組只碰上了一個家在農村的大專畢業生，就是這個唯一的大專畢業生
，主要也是在外跑生意。農村的子弟，只要是考上了學(哪怕只是中專)，當上了幹部，經上了較大的商，就絕不會再回到鄉村居住。他們即使暫時回到鄉村，也只是為了獲取某種資源，而絕不會像過去的鄉紳那樣，真正把鄉村當成自己的家去悉心建設。
在我們的調查組走過的地區，唯一還保留著些少傳統文化的影子的，是順昌縣的謨武村。這個村子是宋朝理學大師程頤的高足楊時和游酢的子孫的聚居地。這個村子自1980年代發起評選“四榜”，即“成材榜”、“功德榜”、“好樣榜”和“能人榜”，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然而，南平市在其他鄉村推行謨武的“四榜”評選則全然沒有任何效果，所有的其他村莊缺乏謨武的傳統文化積澱，硬搞“四榜”評選，則只能是流於形式，沒有任何人理睬，沒有任何意義。即使是在謨武，“四榜”評選雖然在村中一些文化老人的主持下搞得有聲有色，但僅僅是這點傳統文化資源就可以起到“傳統的自組織資源”的作用嗎?回答是否定的。
中國的農民也不再像傳統的農民那樣，對於長輩，對於權威，對於官員還有什麼敬畏了。在我們的調查組訪談的時候，農民駁斥官員的情況比比皆是。總而言之，經過了這10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幾度滄桑巨變，中國農民頭腦中殘留的傳統也已經很少了。
斷言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沒有什麼變化，指望回到中國的傳統道路上去，依賴“傳統的自組織資源”實現中國農村的自治的學者們缺乏對於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最起碼的了解，缺乏對於現代中國最起碼的了解。在當今中國農村，拋開了民主選舉，確實還有一些“自組織資源”，那就是不健康的宗族勢力和黑社會，而絕非一些學者理想中的具有儒家傳統的宗族和鄉紳。即使是在中國農村地區，儒家傳統資源是指望不上的，無論是從哪個角度，出於什麼動機，都指望不上了。對於這一點，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新儒家”學者都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四.南平市下派村支書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經驗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