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體經濟必須分戶經營。因為村集體經濟控制在少數素質不高的村幹部手中，造成經營無方、貪污腐敗橫行，成為黨群、乾群矛盾的焦點，是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原因。農民們希望儘快把村集體資產分戶經營或拍賣後分錢。村集體經濟的分戶經營勢在必行，但分掉之後，又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問題。
首先，村提留和鄉統籌實際上很難直接從農民手中收取，過去主要是依靠村集體經濟墊付，或者靠糧站扣繳。現在村集體經濟沒有了，糧食購銷辦法也改變了，村提留和鄉統籌就沒有辦法收取了。當我們的調查組問到這個問題將來怎么辦時，基層幹部們都說：沒什麼辦法，我們只能寄希望於稅費改革，即我們不再承擔收取村提留和鄉統籌的任務，改由穿制服的國家稅務部門人員收稅，然後返還給我們一部分，作為村，鄉、鎮財政的開支。這是基層幹部的希望，但從國家的角度看，村，鄉、鎮基層政權收取這些費用尚且如此困難，由國家來直接面對千千萬萬的農戶收稅，恐怕成本會更高。
其次，農村基層幹部的權威進一步降低，農村公益事業的開支現在必須以民主的方式，徵得大多數農民的同意才有可能進行。
再次，村，鄉、鎮負債的償還恐怕更無著落。這就又引出了一個農村信用社的問題：農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來自於農戶，如果農戶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償還?這會不會成為新的群體性事件的緣由?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調查組所調查的福建省南平市，應該是全國農村中情況較好的。該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壓力不大，有大
量的集體山林可以用來搞“集體林改革”，即分戶經營，使村財政得到最後的一次性較大收入。其他自然資源稟賦較差的地區恐怕連這個條件都沒有。
(2)大量農民拋棄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戶手中集中。在目前中國農村，一般農戶的小規模土地經營幾乎無利可圖。所以，農民們將土地流轉出去，青壯年、有一點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謀生，農村只留下“389961部隊”(即婦女、老人和兒童)。土地的大規模流轉的必然結果是土地向大戶手中迅速集中。在我們的調查組走訪的一些村莊，村中幾家大戶經營的土地規模一般是每戶幾百畝。
有些農村問題的專家反對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認為土地不僅僅是生產資料，而且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但我們認為，如果農戶的小規模土地經營無利可圖，那么，土地也起不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現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想依靠行政命令乃至法律手段來制止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是不現實的，農民們也不認為不讓土地使用權流轉是在幫助他們、保障他們，而認為這是在限制他們、妨礙他們;況且，土地的大規模經營確實帶來了更高的效率。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所謂“先富帶後富”僅僅一種理想而已：市場經濟的邏輯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先富只有在帶後富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會帶後富，這個前提卻並不是總能夠成立的，如果先富帶後富對自己不利，先富當然就不會去帶什麼後富。在這裡，任何道德說教，樹榜樣之類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一般農民拋棄土地，土地向大戶手中集中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農村人口，特別是有活力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這本是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現代化，但這個趨勢的另一個含義就是農村的矛盾，將來有可能並不是直接在農村——留在農村的人們本來就沒有指望務農能給他們帶來什麼生活保障，而是在城市爆發出來，由流入城市的一、兩億農民爆發出來——如果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發生困難，他們的家鄉農村並沒有能夠保障他們生存的生計在等著他們;而農村則由於前面所說的政權管理機制的“斷層”，起著非體制力量的蓄水池、庇護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