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各級地方黨政官員們的農村的民主進程不可逆轉的這種感受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的現實。尤其是他們並不喜歡這一進程卻仍舊得出了這一進程不可逆轉的結論，這就更說明問題了。實際上，我們在前面對於農村狀況的描述已經說明了再用老辦法來管理廣大的農村地區，管理千千萬萬如此分散的農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現在是市場經濟了，我們手裡還有經濟資源來直接控制千千萬萬分散的農戶嗎?革命時代已過，我們的黨現在是執政黨了，我們再要像革命時代那樣動員我們最基層的黨組織，動員我們的農民黨員，叫他們為了革命事業而無私奉獻，這現實嗎?村級財政已經破產了，要搞公益事業，除非國家掏錢，沒有全體村民的民主決策，錢從哪裡來?不搞村民自治，由國家官吏來治理如此廣大的農村地區，治理千千萬萬如此分散的農戶，處理無數瑣碎的事務、糾紛，國家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我們有必要把農村所有的矛盾，包括那些極為瑣碎的，都集中到國家頭上，由國家為之承擔責任嗎?
村民民主自治，是新時期治理農村的唯一選擇。我們的調查組所走過的福建地區，是搞得比較好的。而那些搞得不那么好的地方則按一些學者的話說，是既沒有民主，也沒有不民主，是真正的失控。這一現實，各級地方黨政官員們認識得很清楚，所以他們即使再不喜歡村民委員會直選，也並不同意從直選退回去，甚至不同意暫緩《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
(3)農民們並不濫用他們的民主權利，他們“有數”，懂得怎樣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前面已經說過，各級地方黨政官員對於村民的權利責任意識仍持有一定程度的懷疑，但同時他們也相當一致的反映，農民心裡“有數”。這具體表現在農民尊重和服從國家對於他們的一些根本性要求。至少在我們的調查組所走過的地區，農民不願意交村提留和鄉統籌，他們認為這些錢都會被貪官污吏糟踐掉，但對於交公糧和計畫生育都沒有什麼抗拒，基本上消除了我們對於村民民主自治是否會影響到國家對於農民的一些根本性要求，尤其是計畫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的貫徹執行的擔憂。各級地方黨政官員們也反映，除了一些個別的情況，大多數被選舉出來的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對於黨的領導表現出合作的態度。
有幾種對於農民是否能夠行使好他們的民主權利的懷疑。其中之一是賄選。然而，賄選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只要保證秘密劃票，賄選就會成為一件得不償失的事，不會有多少人去搞。另外一個是宗族勢力操縱選舉。這樣的事例肯定是有的，如競選中有“不為例，只為家族爭口氣”之類的口號，但這類事例往往被誇大了。我們的調查組所看到的情況是宗族勢力操縱選舉的現象並不明顯，小姓當選的比例很高。據村幹部和村民介紹，村民們往往故意選那些沒有宗族勢力作背景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往往不太敢搞以權謀私。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村民們對於自己的利益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同一宗族這個因素並不能蓋過利益的因素。村民們很清楚，他們要選的是代表他們利益的人，至於同姓不同姓沒有太大的重要性。實際情況是，在那些不能真正實現公正的民主選舉的地方，不健康勢力才有膨脹的趨勢。不健康勢力既是不能真正實現公正的民主選舉的因，也是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