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黨在處理與大戶的關係時面臨十分微妙的局面。我們的調查組在與市、縣、鄉鎮、村的幹部們談話時，感到這些黨的基層幹部對於大戶有一種微妙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我們訪談的幾乎所有幹部，坦率地說，都認為黨建工作的基本點就在於團結大戶、依靠大戶。一位縣委組織部長總結的三句話非常鮮明：把黨員培養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養成黨員，把致富黨員培養成幹部。其他人沒有作如此鮮明的總結，但基本都是同一個意思。另一方面，有些黨的幹部，特別是比較上層的黨的幹部，又感到大戶對於黨的基層組織來說，是一種異己的力量，按他們的話說：“農村的政治力量的演變也是經濟利益的演變。在農村肯定不是赤貧的人在起作用，而是有經濟利益在支撐的一股力量，在左右著基層的民眾。”也就是說，真正有較大能量的非黨異己力量，並非是赤貧的人，而是有經濟實力的大戶，他們才有左右和組織基層民眾的力量。
作為黨的基層幹部，現在在農村做工作，不得不依靠大戶，不得不把大戶團結進來，以免他們發展成為更大的異己力量，這是黨的利益所在。同時，依賴大戶還可能有利於自己個人，這是他們的現實選擇。然而，這樣做也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
首先，我們黨的意識形態畢竟不是依靠大戶，而是依靠工農基本民眾，而現在在現實的黨建工作中卻變成了依靠大戶，這一組織路線的轉變在黨內外還是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緊張。同時，這也不可避免的會造成我們黨與廣大中下等收入的民眾，與弱勢群體進一步疏離。更何況，基層黨組織與大戶的這種緊密結合，很難避免“官員傍大款”、官商勾結等種種弊端，這就有可能使黨群、幹群關係產生更多的矛盾。
其次，目前農村頭等大戶的利益往往遠遠超過了本地範圍，基層黨組織想依靠他們，但他們卻不用依靠基層黨組織，你想團吉他們還團結不了。他們現在對基層黨組織、對本地政務往往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但一旦如果他們的利益需要他們回過頭來關心本地的政務，他們左右基層民眾的能力往往比基層黨組織還強。農村的二等大戶還是需要基層黨組織的支持的，所以，他們往往積極參與村務，與基層黨組織關係密切;但如果基層黨組織不能進一步給他們利益，或者他們的利益與基層黨組織或基層黨組織支持的其他大戶發生矛盾時，情況又會如何呢?大戶的日漸增長的經濟實力早晚會轉化為對於政治權利的要求，以在政治上確保他們的經濟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基層黨組織的幹部一方面在工作中依賴大戶，一方面對他們又有一種矛盾心理。這種微妙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基層黨組織與大戶的關係的微妙現實。
綜上所述，中國的農村矛盾很可能在城市而不是在農村自身爆發出來，而在農村地區非體制力量很可能並非圍繞著赤貧人群，而是圍繞著更有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大戶形成。我們在考慮整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問題時，不能對於這兩個可能性產生盲點。
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經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不可逆轉的變化
我們認為，在新的經濟基礎，即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條件下，由村民們民主直選村民委員會，首先在農村推行民主政治，勢在必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無可辯駁的證明了我們黨確實是一個高瞻遠矚，一心為公，真誠地推進人民當家作主的先進政治集團。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農村的實施，已經在不聲不響之中給農村、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不可逆轉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