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發得也多，加上幹部有經濟頭腦，土地開發和企業經營好，人均收入萬元以上，成人每月發600元生活費，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戶還有70平方米米住宅樓，村民生活水平高；這對南村刺激很大，兩相對照，南村人對未來很悲觀。都感到他們嚮往的都市化並沒有使他們迅速過上幸福生活。
中國農民在幾千年的專制倫理的馴化下，習慣於逆來順受，以忍耐著稱。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一般並不會導致劇烈的社會衝突，況且對南村人來說，都市化的前景已經可望可即。問題在於，與失去土地後沒有穩定職業生活難以保障相應，村裡的幹部卻乘機大發橫財，村民們本來就不穩定的情緒受到進一步激化，釀成一系列社會衝突，成為伴隨南村都市化進程的有著嚴重消極影響的事件。
近3年來，南沙開發區範圍內多次發生民眾集體抗議事件，主要是針對管理區的幹部，特別是支書。92年6月28日，工程隊到南村已徵收的土地上推土開工，50多個村民聞訊趕來阻攔、有的靜坐、有的躺下，對峙嚴重。南村幹部無法勸阻，報到管委會，以為事態嚴重，有人在幕後操縱，調來一個中隊的警察；管委會書記到現場了解原來並沒有人在背後組織、操縱，只是村民覺得征地的補償太少，每畝1XX元，發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們有個比較，87年珠江電廠征地時每畝給7000元，時間過去5年，錢還少了1000元，所以他們拒絕讓出土地，在這種情況下，管委會只好讓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發給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發給村民的管理區。
應當說，1XX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對發展集體經濟是有好處的，是農村都市化之初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渠道。問題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幹部，不相信他們會真的為集體為民眾辦事，所以還是分到手裡踏實，至少不會被幹部亂花。這就形成一種兩難格局：一方面幹部確實在用居民的征地款來奢侈享受，到處旅遊，買進口車，出入酒樓，中飽私囊。另一方面錢全分完後，集體沒有發展基金，發下去的錢也不能成為滾動發展的資本。那么，失卻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後日子怎么過？現在南村成年人每月發200元，16歲以下100元，96年就沒有錢發了，到時連生活費也成了問題。由此，南村人產生了對都市化的悲觀態度，此都市化過程中必需妨礙了廣泛的社會動員。
這集體抗議行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發生，有時村民阻塞公路，有時集體上訪。經我們反覆了解，得知這些行動並沒有什麼人首尾一貫地精心策劃，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議論，聽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利益受損最大的人嗓門最 高，召喚一聲，激憤的人群就跟著行動。比如去年南村有3個隊長和幾個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個人覺得本村的山頭被鄰近村的石場開採了8年，為什麼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幹部得了好處。幾個人都回響，吵吵嚷嚷很多人來圍觀，6個變成50、60人。第二天以這些人為骨幹，100多村民圍住石場。管委會做工作，問明原委，要求石場做好開採後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這個問題才了結。民眾又提出本村幹部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各種事情都扯了進來，調解好幾次才平息下來。據鎮農辦劉主任講，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幹部工作沒做好，經濟賬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對民眾，民眾越不清楚就越懷疑，越懷疑就越有氣，一遇機會就爆發。引發事端的一般是三類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輕人；二是過去做過幹部的人，他們有一定社會見解，對現任幹部的情況比較了解；三是因計畫生育等原因而與現任幹部有私憤的。因為這些行為主要是針對管理區幹部，所以只有管委會出面做化解工作，並作出讓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極端做法，民眾的情緒才緩和下來。
有些抗議行動也有具體的組織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礦場用12.5噸火藥引爆，造成南村50多間房屋破裂。石場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書、村長反映，經有關方面測驗後，確認受損事實，但幾十天后都沒有賠償跡象。黎錦潮等房屋受損最嚴重的人就組織50餘戶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動經費，先到開發區，再到番禺市，最後又租汽車到廣州市政府投訴，但直到我們調查時，都沒有任何單位有答覆。黎錦潮認為，原因之一是石場承包人與幹部有關係，而受害者中沒有一戶是幹部。在此活動中，黎錦潮是主要的組織者，此人讀過8年書，做過大隊會計，後被排擠走了，對南村社會的分析比較精闢。另據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灣的一次集體上訪，也由一個人組織的，他出錢租車，載人到番禺市，參加者有飯吃，每天還有10元錢。可以預期，隨著居民自我組織能力的提高，有組織的民意表達行為會越來越多。
四、行政權力與經濟控制權的整合
農民的擔憂和抗議確有出了對土地喪失後如何生活這一根本問題的考慮，但其直接矛頭，是針對村幹部的。土地徵收了，村民變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權力機構只是換了一個名字，由村支部書記和村長改為管理區支部書記和管理區主任，其功能和許可權依然和過去一樣，而且由於都市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又使其增加了經濟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