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村民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禮的民間權威和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甚至民意表達的渠道也不暢通。成立開發區以前，南村有個村民代表大會，每個生產隊5人，由村民選舉產生，原則上村裡的一般大事都要經村民代表大會認可。雖然這只是個形式，但至少有個說話的機會，征地後，村民代表大會無形中取消了，其並不是因為上級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動性太大，召集會議很困難，村幹部本來也沒有認為它會有多大作用，無形中不了了之。一年開一、二次的黨員會，人也到不齊，來了也只是聽聽傳達而已，一個老黨員就向我們抱怨說黨員其實沒什麼發言權，提了意見也沒用。現在管理區有事，一是通過廣播，二是以生產隊為單位開家長會，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計畫生育、戒毒等，沒有讓民眾表達意見的機會。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們很關心，管理區也在辦公樓的牆上貼了幾張表，但會計做的表非常籠統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樓花了100萬，這100萬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來，也許只用了70萬，居民看了等於白看，後來乾脆就不看了。疑慮越積越多，不時就會以集體抗議行為表現出來。
七、民間糾紛的主要類型
1、爭占宅基地的糾紛
農村社會的土地本不值錢，一旦向城市邁進，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徵收土地時按人口規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樓時各戶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會有意見。比如94年，南村一戶人家有一塊路邊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蓋了一間房子做生意，征地前這塊地屬於姐姐的，現在看到弟弟這樣做，當然很有意見，爭吵起來，父親護著兒子，越鬧越大，以至於弟弟打傷了姐姐的頭，女婿打壞了岳父的手。負責治安的黎主任調解了幾次，姐姐總覺得自已吃虧，要求賠償4000元，還把自己過去對家裡的貢獻公布出來。一年多了，姐姐還不認爸爸，關係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樂觀，說這種事情的解決總得經一、兩年，即當哪一方有什麼喜事時，會有親戚幫助緩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對本村人情事故甚為了解，處理糾紛有一套辦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糾紛，他們本來關係不錯，經常一道喝酒。兩家住房一前一後，中間隔一條路，外甥要砌圍牆，擋住了舅舅的窗戶，舅舅不答應，要他讓開幾十公分，外甥認為土地是他的，有權這么砌。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區支書等調解了幾個月不見效，他們來找黎岳均，黎不談糾紛，只請他們喝茶聊天，和他們談過去的事，談他們過去的親密無間，慢慢地再轉入現在，結果外甥讓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開，矛盾也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間隔要有一米，所以這起糾紛還未真正解決，黎主任說，砌房子違章不是我管，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這一點，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鄰里鄉親，總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難確定誰是誰非，按原則照規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糾紛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衝突緩解了，也並不就一勞永逸。他有句口頭禪叫矛盾總是有的，所以他並不急於求成，並不希望有個完滿的結局，而是考慮到現實具體情況，該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問題就不管，將之留給其它部門或當事人的親友去解決。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幾百個，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們來到南村有時和當地人易產生糾紛。比如他們不講衛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飯剩菜到處亂倒，隨處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見，反映到黎主任處，由黎批評教育，這類事比較簡單，但也有些複雜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過一段時間，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向老闆介紹，這種人被稱為"工頭"，一般從工人中抽取工資的10％作為介紹費；工頭手下通常有10來個人。不過工人一旦有什麼事，工頭並不管，如果是工作紀律等，廠里自已解決。但涉及到勞資矛盾、鬥毆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製衣廠工人罷工，起因是工人3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工廠的副廠長也是外地人，把老闆故意不發工資，將37萬元存在銀行等訊息通報給工人，工人集體罷工抗議。老闆是南村人，在廣州念過大學，他來找黎主任希望把這事壓下來，黎岳均了解情況後和番禺勞動局一道，要求老闆立即發工資。有時出了工傷事故，老闆不願賠償，也由黎出面處理。
我們多次和黎主任交談。感到他比較有社會經驗，反對打人；他和這些工人關係確實不錯，自已在山上的果園就是請這些工人代耕的。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管理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村民生活的命脈，村民一般會服從治安主任的調解。事實上，黎主任調解有二條原則：一是體察人情，二是經濟手段，許多調解是以賠多少錢結束的。南村計畫生育工作一直比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區有經濟制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