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後，除少數復耕地和房前房後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別了土地。因共同經營土地而產生的各種民間聯繫趨於消解，不少青壯年到外地打工，原來因群居而來的約束也自動消失，殘留的一些儀式也日益經濟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來的民間禮俗。
比如春節等節日村里照例會組織一些文體活動，但都是管理區出錢張羅，居民即使有願望也不會自行組織。94年南沙管理委員會舉辦首屆運動會，項目有龍舟賽、球類、拔河等。首先考慮的就是經費問題，運動員的訓練費用由管理區出，各個項目都有企業贊助，獲獎者由管委會發獎金。在運動會中獲得龍舟賽冠軍的南村幹部說，龍舟賽費人費時費錢，請1個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後除非上級要求搞，不然管委會不會再組織。
民間禮俗本是一個社區共同體的慶典性、公共性活動，現在南沙的社區共同體差不多已經解體，居民之間正在擺脫過去的血緣、鄰里、生產協作關係的束縛，逐步轉向社會化的都市居民。民間禮俗活動失去了社會基礎，只能是一級行政組織的工作，於是即使是自願的參加者也要求一定報酬，"我是在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況看，今後除一些官方組織的文體活動外，基本上不會再有什麼民間禮俗活動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構想。民間禮俗活動的經濟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過了都市化的不適應而進入一個穩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後，會建構一套民間文化系統，除文體競爭賽外，划龍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有體育活動的競技性、文娛活動的娛樂性，而萬人爭相圍觀的熱鬧場面又具有一定的儀式性，加上南水網縱橫，完全可以成為嶺南龍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會關係
作為社會發展的普遍趨勢，都市化決不僅僅是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騰飛，它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社會變革，數千年形成的鄉村禮治秩序和49年後逐步強化的行政權力系統都面臨著或退出舞台或自我轉換的選擇，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會結構的改變提上日程。但由於傳統秩序的頑強性和政治體制的連續性，由於中國都市化起始於解決生存溫飽這些現代化早期的問題，從而社會組織、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現代改革並未具體落實，以至於一方面是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會生活遠沒有達到恆常有序，各種錯位和紊亂比比皆是。
一些民間禮俗活動的恢復只是意味著出現了政治組織之外的民間文化活動，而不標誌著一個民間社會的完全確立。事實上，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民俗禮儀在南沙社會生活中都是邊緣性活動，村民們並不普遍認為有參與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個黎氏宗祠，大約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議重修。黎氏族人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身份已無需祖先來護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過去是從東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個在香港發了財，回到東莞修祠堂，他在族譜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後裔，就邀他們去拜山。村幹部和部分民眾去了一次，回來後民眾們說去一次很累，此後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幹部每年還去，推測其本意也不過是為了和經濟更為發達的東莞搞好關係罷了。
與此同時，作為一切民間關係基礎的親屬關係實際趨向形式化，兒子結婚後就和父母分開，此後來往不多。一般是有什麼喜事或父母有病時回來看看，兄弟姐妹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成功的合作經營，一旦有什麼利益衝突，照樣視若路人。4隊有一對弟兄合夥買了一條船跑運輸，不到一年就散夥了。既沒有強有力的血緣親屬關係，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集團，改革後的南村並未能建構民間社會，自然也就沒有什麼民間權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幹部或他們委託的人才有發言權，才能調解民事糾紛。年長者、輩高者、有錢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權威性。比如一個人不是黨員或幹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沒有支部的委託，去也是多餘的，還會惹得一身麻煩；就是見到打架，也只能勸阻，報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評說。
可見，在30多年的政權一體化之後，傳統農村的禮俗結構、土紳階層、長老權威等已被徹底摧毀。改革後政治控制相對放鬆，但與舊時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又不允許舊的權威重返舞台，因此村民自我組織能力很差，全部活動還是以家庭、個體為單位，一涉及到集體性活動，只能靠行政權力系統及其派生機制來組織。
征地後村民對幹部的意見一般比較大，收入懸殊太大，村幹部收入超百萬，有的居民窮到醫院都去不了，為什麼這些幹部還能一任再任，穩坐交椅呢？從幹部這一方面看，他們的任免並不取決於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兩年一度的換屆選舉，先是黨員選支委，支委再選支書。支書為了自已連任，也做些拉選票之類的工作，如黨員優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遊，支書、村長去新、馬、泰，管理區其他幹部去港澳，生產隊長去肇慶、佛山，等級分明。發展黨員時又任人唯親，任人唯從。比如有一個支委就有5、6個親屬是黨員，每次選舉時都能保持1/3以上的選票。而上級部門即開發區管委會也要依靠管理區幹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們不夠廉潔，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會主動處理。南村的3個主要領導(支書、村長、治安委員)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沒有位置，上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