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權力的增長
改革以後，村民獨立經營，村黨支部和村長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協調外，對村民的日常生活較少干預。由於村里除石場外基本上沒有其他企業，村幹部經濟支配權也不大。征地以後，一是土地徵收款40％以上由管理區留下發展集體企業，二是徵收土地時留下10％土地由管理區開發，管理區因此擁有一大筆資金和不動產，支書和村長(主要是支書)有管理權和使用權。在經濟主導時代，經濟支配權實際上是最重要的權力，行政權力由於和經濟的聯合而再度強化。
按開發區管委會的要求，發給民眾的征地款不能超過60％，由於南村原支部書記未做好民眾工作，又用這筆錢來為自已謀私，激起民眾抗議，後來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發給民眾。不過開發仍然使南村經濟有了較大增長。從92年到94年底建成廠房3萬3千平方米出租，東海明珠和聖地亞哥2個酒樓和3個製衣廠，加上原來的2個石場，總產值1800萬，純利潤500多萬，這些錢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書決定。這樣，有限的資金沒有嚴格的管理程式、合理的預算和有效的民主監督，很難使南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2、幹部的腐敗
反腐倡廉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不能完全否認管理區幹部在振興集體經濟方面的努力，不過在當前，居民對幹部一般是不滿意的。首先是貪污腐敗，大筆款項的使用其實是支書一人說了算，很容易瞞天過海，化公為私。南村原來的支部書記花了二百多萬建樓炒，村民反映強烈，管委會派人一查，原來貪污了征地款100多萬。這樣的惡性事件雖只一例，但現任領導經濟上的不廉潔，村民幾乎是眾口一辭，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開發區開始股份制試點，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把集體資產折資入股，年終時按集體企業總利潤的49％折股分給農民，這是為了合理地分配集體經濟收入；另一種是集資辦企業，如兩間廠集資300萬，每年15厘利息。南村採取後一種方式。民眾反映這種方式問題較多。其一，利息並非集資款所賺，廠房才剛剛開始建，並不能立即贏利分紅，所以，用來分紅的錢其實是村裡的征地款；其二，集資並不是全村集資，而是有錢人集資，比如支書一戶就投資10萬元,這些錢是否到帳，也無法證實；其三，這些錢集起來以後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區決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這種股份制嘗試，實際上為少數人侵占大多數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開發區成立後，建築業首先發展。包工頭多為外地人，主要來自福建、開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經營了好幾年。為了在南村站住腳，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關係，除了在社會公益事業上表示熱心外，特別和村幹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認為建了房子沒人租，沒人買，等於把錢擱在那兒，為何還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個：建房子對幹部有好處，他們可以吃回扣。比如一個廠房工價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頭可以把價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給支書，支書就在契約上籤字，整個過程沒有公證人，也沒有居民敢去查問。包工頭中沒有本地人固然與南村沒有建築業傳統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況，容易披露內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隊也接不到工程。據估計，南村的支書一年有200-300萬元收入，甚至多達400萬以上。有村民說現在的支書只差飛機大炮沒有了，大廈都幾幢了。
南村在公路邊搞房產開發，建好後有一批臨街鋪位要出租，管理區還給3萬元作為每個鋪位的啟動資金，這個條件非常優越，村民都想爭取，管理區既不開會討論，也不廣泛徵求村民意見，主辦此事的支委把它們租給了自已的親戚，村民提出意見，他根本不當一回事，"我想給誰就給誰。"類似這樣的事不少，如征地後大家都沒有工作做，而集體企業中某些空位，被主辦者首先安排給幹部親友。
土地徵收，農村轉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為集體資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幹部普遍的貪污腐敗，征地以後村民和幹部之間的關係反而日見緊張，權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行政權力系統的意識形態性淡化，轉而成為一種資本。支書實際上是村里最大的老闆，他最有權，也就最有錢。
五、民間禮俗活動的經濟化
公社化以後，由於一切生產生活資源均由集體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運動，南村的民間禮俗活動幾乎完全絕跡。改革以後，農村生活趨於正常，社會生活的整合原則不僅僅是政治權力，而且在征地後農民的閒暇時間大大增多，一些民間禮俗活動得以部分恢復。其在文化性質上與都市化相反，但在推進權力分化，建構市民社會方面又與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動的公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