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村民均是數百年前從中原等地遷徙而來，風俗習慣、歲時佳節與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習慣，其中清明最為重要。49年以前婦女地位低，沒有資格去拜山，現在則女兒、媳婦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時多達50-60人，按男丁人數出錢購買甘蔗、肉包子、飲料、燒豬、餅等祭品。由年長者帶領，先在祖墳前放上一張報紙，燒香點蠟燭和鞭炮，然後按年齡大小、先男後女的順序磕頭。磕頭時每個人可以許願；祭後祭品當場由眾人分食，燒豬則帶回去再分。關係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輩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飯。除清明外，其餘節日都由主婦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宮是南村唯一的民眾性宗教活動場所，也是南沙鎮唯一的天后宮。改革後，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東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幾個廟宇，也到南村來呼籲砌建天后宮。他和南村的朱嬸一起到各隊捐款，多的給50元，少的10元、20元，願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錢，修房子、塑神像。當時南村的支書不讓建，派出所也反對。梁彩說修天后宮，不為別的，至少也讓老人在樹下歇歇，地方領導就讓步了。修好後，梁彩即委託朱嬸負責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衛生、夜晚鎖門等等。村里出錢買了一個鐵皮箱，放在天后宮內，每月初一、十五來燒香磕拜的人會捐些錢到箱中，每年約1000元左右，錢櫃鑰匙由一個生產隊長保管，他和朱嬸一道開箱取錢；錢取出後放在隊長那裡，朱嬸不時來取錢買香油。發票由一個支委簽名後到隊長那裡報銷，管理方法比較嚴格。天后宮是一個小廟，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給錢，本村有錢人也沒有自動捐錢的。據朱嬸講，來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婦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從事運輸業的人，車子經常壞，就到宮裡來祈求保護，早晚拜了幾次，車子居然也就不壞了。本村玩具廠的香港人，也不時帶了燒豬來拜。總的看，祭禮活動在南村社會生活中沒有突出意義，更多是一種形式。
改革後的農村，傳統宗教、迷信活動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態，所以在這方面不明顯，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區，生活資源比較缺乏，農民遷到這裡後就告別了原來的禮俗背景，忙於日常生計，沒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禮俗傳統；二是宗族勢力單薄，南村６個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幾十戶，但沒有特別親密的關係，俗稱"水流柴"，"大雜燴"，沒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來規約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長輩高者也並不擁有社會權威，決定村民情感態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現實關係。
2、村俗活動的新型態
經營方式的個體化加強了社會活動的個體化，自發的群體性民間活動基本上沒有了。因為行政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並未形成，一些節日的集體性活動，主要是由村里以經濟為槓桿組織操縱的，其中比較大的是兩類。
一是端午節的龍舟賽。龍舟賽在南沙較有傳統，改革前的龍舟賽通常用一種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這種竟賽由大隊組織，每個生產隊一艘，比出名次後由大隊出錢發獎金。不比賽時，小艇被用來運泥運肥料。分田到戶後，這種龍舟賽作為集體活動自動取消，生產隊的小艇也沒有護養，乾脆就賣給各戶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廣州市舉行國際龍舟賽，番禺縣要派隊參加，趁機就在縣內搞一次龍舟比賽，各鎮參加，由此層層過渡，帶動龍舟賽的復興。
通常由縣、鎮有關部門(如體委)發出通知，村里著手組織，每隊選幾個體格健壯的中年男性。賽前1個月開始訓練，每艇50人，比賽在附近河涌里進行，全程XX-3000米。村里除競賽費用外，還給參加者一定報酬，開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後來是30元。龍舟平時沒有什麼用，就用泥埋在海灘里，否則容易腐爛；要用時再挖出來，上油曬乾。由於龍舟在南村沒有特殊的儀式意義，基本上是一種文體活動,其組織完全由行政部門掌握，下通知、選人員、定時定點比賽，現在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民間活動。
二是春節娛樂。民間自發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獅。南村有幾個人精於此道，春節前就自發地湊到一起，稍作演練就可以走村串戶。舞獅雖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春節期間大家高興，各家各戶都會給一些，作為對民間娛樂的支持，村里也補助一些，生產隊給一個紅包(100元左右)，這樣舞獅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節期間主要娛樂是村里組織的各種比賽，一般有足球、桌球、象棋、拔河等項目，有興趣有特長的人自動報名，在本村的場地或學校的操場上訓練。春節期間以生產隊或村為單位進行比賽，基本費用由村里出，優勝者有獎金，多時達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國慶、元旦等南沙鎮裡會組織一些文藝晚會，唱歌跳舞等。參加者多是鎮府機關工作人員及工廠青年，實際上是官方組織的現代娛樂，與傳統的民間禮俗沒有關係，與村里也沒有太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