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客矛盾還有另一種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個南沙是比較好的，不過，大規模的一發建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是南沙本地無法提供的，這樣隨著都市化的轉向，越來越多的專業人才從廣東各地乃至全國來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們在各級管理機構、工廠、企業任職，以自己的知識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們並沒有為南沙社會全面接受，外地人才總感到和本地人有距離，有時還會受到壓制。南村有兩個青年幹部即是外省來的大學生，平時接觸比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開發之初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南沙要建成國際水平的海濱新城，不解決這個矛盾，不充分調動外來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動性，這個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對此，我們將專門搞一次調查研究。
八、結論
我們的調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會情況(詳見附錄)，而以都市化過程為主。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我們的調查結論是：
1、農村的社會組織結構和權力控制系統是與經濟方式相適應的。經濟活動方式越簡單，經濟活動範圍越小，組織控制越嚴密；反之，經濟活動方式越複雜、經濟活動範圍越廣，社會控制出現的疏漏越多。
從南村的歷史看，49年以前農民多是租田耕種，簡單小商品交換隻限於生活用品。此時鄉－保－甲的權力系統的職能只是一般的收錢派丁，村裡的社會組織生活基本由以族長為代表的宗法組織系統控制，農民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很少人游離其外。公社化以後，公社大隊生產隊權力系統壟斷了一切生活、生產資源，農民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餘地，沒有人可以擺脫行政機構的領導，這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控制最為嚴密有效的時期，當然也扼殺了農村的生機和活力。
改革後，農民中出現新角色，個體經營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陸續出現；特別是都市化使農民有了新的謀生方式，手工業、小工廠、小企業層出不窮，它們共同導致農村發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權力機構難以用現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為社會進步的表現，行政權力機構除社會管理及有關政策的實施外，較少干預農民日常生活，農民爭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而作為農村組織不完備的表現，現在的行政權力機構實際上也無法嚴密周到地實施管理，不少問題只能靠臨時性規定，靠主其事者個人的能力，靠農民個體的自覺等等。顯然，隨著經濟活動方式的更大拓展和農民自由選擇權進一步擴大，在如何調整改革現有的行政權力系統以有效地實施管理而又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上，還得有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
2、改革後及都市化的過程中民間宗法禮俗的回潮並未根本改變農村社會組織關係，它的流變及被大部分地廢棄，使其根本無助於民間權威的重新樹立，更談不上對現行行政權力的制衡。當代農村社會組織的主體仍然是經濟利益調節下的行政權力系統。
79年以後的農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經營方式的改變，由於社會控制的鬆動，政治活動和意識形態在農民生活中急速消退，傳統的宗法關係和禮俗活動得以回潮，並和經濟利益一起成為組織農村社會生活的準則；由於家庭再度成為生產單位，家長的權威性和家庭之間互相聯繫的重要性悄然增長，農村的社會結構亦與傳統類似；由於自主經營後農民閒暇時間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風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動予以滿足。
但是，儘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禮俗的回潮和重現仍然只是農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權力系統對農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變原有的農村組織結構。首先，行政權力雖然弱化，甚至部分放棄對村民日常生活和個體經濟活動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農村唯一合法的權力機制並是集體經濟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調解方面仍然保持著最後判決權。經過30年的政治洗禮，農村原有的宗法關係，禮俗活動已被根本摧毀，不可能回到從前。第二，改革的社會心理動力是私利和物慾的一定滿足，在整箇中國現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動機、經濟標準已無可置疑地成為社會生活的準繩；以親情為基礎，以傳統為導向的宗法禮俗無法與經濟力量抗衡，只能作為它的配合和輔助。在高度一體化的行政權力控制鬆動之後，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的超越宗法關係的私人利益交換及時地取替了親情關照，從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權力被私有化的過程中喪失了獨特有效性。第三，現代文化觀念向農村的大舉滲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認同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挾帶著巨大經濟利益的都市文化在農村找到越來越多的接受者。現在農村只有５０歲以上的人，才對傳統民間禮俗文化有點了解，要想在當代農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雖然當代農村確實出現了傳統宗法關係和民俗活動，但從南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這類活動基本上是由行政權力機構組織，或配合政治宣傳，或為經濟鋪路，或作為農村文體活動，無論哪種類型，整個過程都是由經濟作為動力和槓桿的，它們都不是傳統意義的民俗活動。所謂民間社會、民間權威等也未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