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黨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我在學習這次全會和胡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時，聯繫我多年來的實踐和所見所聞，感覺到如何進一步弘揚黨的優良作風，保持黨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這個問題的確非常重要，這是這次全會決定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胡總書記的講話中，也特彆強調了這一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執政黨的作風關係黨的形象，關係黨和人民事業的成敗，必須在全黨大力弘揚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頓、嚴肅紀律為抓手，下大力氣解決突出問題。以優良黨風促政風帶民風，形成凝聚黨心民心的強大力量。要大興密切聯繫民眾之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大興艱苦奮鬥之風、大興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風，以堅強黨性保證黨的作風建設。
胡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闡明了進一步加強我們黨的作風建設、保持黨和民眾血肉聯繫的重要性，是我們黨的建設的關鍵。我學習以後思緒萬千。作為一個老黨員，我深深體會到總書記講話的重要性。這使我回想起，在艱苦的歲月里，國家還處在動亂中，我們那些忠於黨的事業的領導，他們艱苦奮鬥、密切聯繫民眾的一些感人事例。值得我回憶的往事有好幾件。上個世紀70年代初，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同志，有一天他下鄉檢查工作（當時縣委書記用的是舊北京吉普車，但很少坐），他穿著草鞋，帶著幾個隨員，從筍崗鐵路一直步行到布吉檢查工作。他來布吉公社，事先不打招呼，中午在公社飯堂和公社機關幹部職工一起用餐。一小碟青菜、上面鋪著五六塊薄肉片，加點米飯，*書記一邊吃飯，一邊與幹部們促膝談心，聽取匯報。像這樣，方書記經常不坐車，走路下鄉到基層，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
我記得那個年代，不管縣委領導還是公社書記，他們和基層幹部、民眾的感情是親密的。就拿70年代的布吉公社書記廖漢標來說吧，凡召開公社三級幹部會議時，他的辦公室會前會後必然擠滿了基層幹部，因為大家都願意對他說心裡話，講大隊的問題、生產隊的問題、民眾的問題，他非常重視。應該是1975年吧，快中秋節了，一河之隔香港月餅的香味飄過界河，但我們這裡糧食困難，月餅的配料更加困難，公社的餅廠決定，中秋不生產月餅。因為中秋是傳統佳節，民眾吃不到月餅意見很大，廖漢標聽到這個意見後，立即在公社大會上鄭重宣布：今年公社餅廠一定要做月餅，為什麼香港人能吃上月餅，我們不能吃呢？困難再大，餅廠也要把月餅做出來，而且保證民眾每人能吃上兩個。廖漢標的一番話，振奮了整個會場。我想，如果我們的領導幹部沒有和民眾建立深厚的感情，他能聽到民眾的心聲嗎？他能做出這個決定嗎？我想是不可能的。那時雖然生活困難、物資短缺，但黨心民心是一致的。再舉一個例子吧，1976年，布吉、平湖分為兩個公社，平湖公社的辦公條件較差，搭上鐵皮就辦公。雖然辦公條件簡陋，但是，黨委一直把聯繫民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有一次，我去平湖公社找一些老領導，我一進鐵皮房，馬上讓我感到全身溫暖——兩個女服務員熱情招呼，先問我要找誰，然後招呼我坐下，倒了一杯清茶，擺在小桌上，其中一位服務員說：“你等一下，慢慢喝茶，我們給你聯繫。”我以為她們認識我，對我特別熱情呢！緊接著滿身泥水、赤著腳的民眾到公社辦事，一樣享受這樣的招待。那時是學大寨年代，民眾處在半溫飽階段，但我們黨和人民民眾保持的血肉聯繫，始終是緊密的。
回想過去的艱苦歲月，我們的幹部下鄉“三同”（和民眾同食、同住、同勞動），我深有感受。60年代四清運動初期，我們村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中學的教師**，一個是銀行的幹部凌宏鍾。**安排的三同戶最窮，只有一間小房子。而且該三同戶有個毛病——打呼嚕最響（打呼嚕時，後面巷子都可聽見），**與他同住，肯定難以入睡。但是，白天一早，**馬上起來和民眾到地里幹活，還要肩挑100多斤的稻子走三四公里路回村，絲毫不因晚上睡不好覺而影響勞動。凌宏鍾同志安排在一戶單身漢家搭食，每天一早，他扛著鋤頭、掛上一個飯鍋出門幹活，中午在田頭生火燒飯吃，喝生泉水，也不休息。他們一住就是一年，很少回家，毫無怨言。因為他們與民眾同甘苦共命運，所以深受民眾愛戴。後來，上級不斷下派駐村幹部，民眾爭著要三同。這種幹部和人民民眾的真摯感情，至今使我難忘。類似的事例說也說不完。
過去我們聽黨的話，現在仍然聽黨的話，將來更要聽黨的話。黨就是“母親”，對“母親”什麼心裡話都可以說。我想，一個黨員幹部對黨要忠誠，對工作要負責，要敢講心裡話，不要怕領導不高興。記得70年代，我抱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敢向黨反映民眾意見，敢向黨說心裡話。當時，我們村是全縣最貧困的村子，民眾生活很苦。一戶七口人以上的家庭，每月生活費才可預支10元，六口人以下的，每月生活費才可預支5元（在年終分配中扣除）。那時，我們村除了大量柿子成熟能賣點錢外，其餘就是靠種點水稻，生活相當困難。由於國家實行計畫經濟，農副產品一律統一收購。當時柿子統一收購價格平均每斤八九分錢，最高也是一角二分錢。而自由市場一斤柿子可賣到一元多。我想，收入多一點，也可解決民眾生活問題。於是，我帶著兩個幹部跑到布吉公社鄭傳恩書記的辦公室，坦白地對他說：“鄭書記，你看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場能賣一塊錢，統一收購才賣九分錢。如果老是這樣的話，我情願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什麼？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一塊錢，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九分錢！”鄭書記聽我說完，沒有批評我，而是給我做解釋工作。他說：“偉基，這是國家政策規定，你說的是有道理，但還是服從國家政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