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1年10月1日，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大幅戶外顯示屏上，水墨動畫形象的中國先哲孔子，與熙來攘往的人群融為一體。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在這裡交匯。
這個特殊的場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後五千年中華文化在新世紀所處的方位。在世界的橫軸上，一個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確立自身的坐標。在歷史的縱軸上，一種偉大的文化歷經盛衰榮辱的磨難，在復興之路上正揚帆起航。
一切象徵總有現實邏輯，蘊藏著歷史的本質。在孔子走向世界這部嶄新樂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國60多年社會變革的思想激盪、30多年改革開放的精神求索，主鏇律是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中國走向文化振興的激昂變奏。
“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造精神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站在這樣的歷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隨著經濟的崛起，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中國波瀾壯闊的文化挺進；才能更清晰地把握，黨的xx大以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革，所造就的文化發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體認，一個政黨如何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條文化重塑與振興的“中國道路”。
（二）任何一種文化選擇，都離不開時代土壤。
進入新世紀，儘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區黯然失色的發展奇蹟，儘管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各項文化事業取得了令人振奮的長足進步，但文化領域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這是一個尷尬的事實：當經濟領域的中石化、中移動向世界五百強挺進時，我們的文化企業卻拿不出一個名揚世界的品牌代表；當美國利用中國的花木蘭故事拍成電影成功占領中國市場時，中國的創意產業幾乎為零。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集團一家的年收入。
這是一個懸殊的對比：全世界每100本圖書，85本由已開發國家流向不已開發國家；全世界每100小時音像製品，74個小時由已開發國家流向不已開發國家；美國生產的電影占全球影片數量的10%，卻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觀影時間。
挑戰不止於此。
當人們讚嘆中國經濟驚人的成就時，也日益強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短缺。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文化消費極不平衡，“精神饑渴”在物質滿足的反襯下變得愈加強烈。
中國文化發展必須面對這樣的考題——一面是加入wto以後勢必放開的國內文化市場，一面是我國文化單位與國外文化企業的懸殊實力；一面是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強烈，一面是國有文化單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國在經濟、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帶著“有色眼鏡”妖魔化中國。
一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的國家，成不了世界大國。柴契爾夫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斷言，刺耳刺激卻發人深思。中國的崛起曾被稱作“21世紀最激動人心的大事”，但這種崛起，不能只是物質財富的劇增、經濟格局的重塑，而應伴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傳播，推助中華文化的弘揚，否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權如何彰顯、主動權如何體現？
（三）早在19世紀，馬克思便預言：在各國經濟走向世界經濟的過程中，文化生產也將走向世界性。“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