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新曆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偕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訊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遁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

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歷術疏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余，夕見則減朔余，此紀曆所以屢遷也。漢編、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梵等欲諧偶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逵等所言，蓋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為是，一以為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為變，或以為常。是未通於四三交質之論也。

綜近代諸歷，以百萬為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才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朓朒之異。施行未幾，鏇復疏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與定朔故也。楊偉采《乾象》為遲疾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

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余。錢樂之以為："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為："紀首合朔，大小余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為不便。"承天乃止。虞〈廣刂〉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以為昏晦當滅，亦、梵之論。淳風因循《皇極》，《皇極》密於《麟德》，以朔余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除之，就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強，是為《四分》余率。

劉洪以古歷斗分太強，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余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余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眾術同元，而氣朔余分，其細甚矣。《麟德歷》有總法，《開元歷》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余偕盡。

考漢元光已來史官註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歷》得五，《開元歷》得二十二。

其四《沒滅略例》曰：

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分偕盡者為滅；《開元歷》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虛為滅。綜終歲沒分，謂之策余；終歲滅分，謂之用差。皆歸於揲易再扐而後掛也。

其五《卦候議》曰：

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其六《卦議》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