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跡，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余，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訊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

其七《日度議》曰：

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系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廣刂〉歷，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葉，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覿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

夏後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慎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復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廣刂〉以為仲康元年，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