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為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歷》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睹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歷》，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繫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歷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歷》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歷》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歷》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直於房矣。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鹹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方夏後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雲"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歷》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沖校之，猶差三度。閏余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已來，火辰見伏，三睹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浸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時歷，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才置一閏，非是。

戰國及秦，日卻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歷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潁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皆非是。梁《大同歷》夏後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歷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歷》以啟蟄之日乃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妄矣。

古歷，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歷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歷》，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