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七十·列傳第六十七

夫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則然，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一傅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非戴上之心，有時忽變，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堂，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觖望，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憤於心邪？得人心之道，不在於要結，而在於修身。誠使一言一動，必可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必求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此得人心之難也。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受如此，是以民心洽而和氣應。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恭儉愛民，為本原之治。《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合天，不亦難乎？

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其四曰：“農桑學校，治法之大綱也，古之賢君，莫如堯、舜，賢臣莫如稷、契。亦不過播百穀以厚民生，敷五教以善民心，此教養之道，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必然之理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已後，倉廩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十年已後，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又非今日之比矣。二綱既張，萬目斯舉，否則富強之效皆不可期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一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而後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今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各有其宜，不可不審。然欲民志之定者，必先定君志。君志之定，莫如慎喜怒，而修號令。古之帝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喜怒發必中節，是以號令簡而無悔也。

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四年，乃聽其歸。五年，復召見。

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定官制。衡歷改古今分並統屬之序，定為圖。七年，奏上之。

未幾，阿合馬為中書省平章政事，領尚書閃部事，勢傾朝野，一時在臣多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巳。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面質衡曰：“汝何言吾反，汝實反耳。人所嗜好，權勢、爵祿、聲色，汝皆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王平章不好權勢、爵祿耶？何以反？”阿合馬銜之，亟薦稀宜在中書，欲中以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出之。從幸上京，復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　帝久欲開太學，會衡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使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善類之中涵養數年，必為國用。”乃請征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二十人為伴讀，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講課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