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七十·列傳第六十七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擾患之餘，繼以瘧疾，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圖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剌，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說，家無紀綱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外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窩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思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虛，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侯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疏遠微財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非難處之事，惟閣長下始終成就之。

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三十年夏四月卒，年四十五。無子。延佑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元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吳澄於當時學者最慎許可，獨推敬因，自謂不及雲。

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文集二十二卷。門人新安人劉英、王綱、梁至剛，容城人梁師安，俱高尚不仕。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幼穎異。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達旦。母憂其過勤，不多與膏火，澄候母寢，燃膏復誦。九歲，日育《大學》二十過，次第讀《論語》、《中庸》，如是者三年。

十九年，著論曰：“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泗、洙、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贈，未之聞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乎？”其以道統自任如此。

宋鹹淳七年，試禮部不第。時宋亡征己見，澄以其學教授鄉人，作草屋數間，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鉅夫與澄為同學，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生遂稱之曰草廬先生。

至元二十年，撫州內附。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肯降，遁於窮山中，招澄教其子。澄從之。樂縣人鄭松又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二十三年，程鉅夫奉詔求江南遣逸，強起澄至京師。未幾，母老辭歸。二十五年，鉅夫白於執政，吳澄不欲仕，所著《詩》、《書》、《春秋》諸書，得聖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敕江西行省繕錄其書以進，州縣以時敦禮。

元貞二年，董士選為江西行省左丞，雅敬澄。及拜行台御吹中丞，入奏事，道以澄薦。未幾，士選遷樞密副使，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省，起立謂丞相完澤曰：“士選的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才。”平章政事不忽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遂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你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明年，除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三月，以疾辭。

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國小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傳。澄廣以經義，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其學，誠篤不及衡，而淹博過之。

皇慶元年，遷司業，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情，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稀尊信朱子本意雲。澄一夕謝病南歸，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稗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