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的緣起和演變


文學創作中對對偶句高度重視、刻意求工這種時代風氣引起了理論家的
興趣,他們開始了探索、總結對偶規律的工作。齊梁時代的大文論家劉泌在
他的不朽著作《文心雕龍》中專列“麗辭”一章論述對偶句。他首次提出了
“麗辭(即對偶句)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
對為劣”的觀點。這一觀點對後世的對偶句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漢語的修辭手法很多,那么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人們為什麼單
對“對偶”大鐘其情,高頻率使用之,以至於使對偶句成為文學語言中的
“寵
兒”呢?這是因為用“對偶”修辭手法所造的句子最能體現漢語獨有的美感
特徵。漢語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音節、單音詞特別豐富的特點,這種特點
為實現語言視覺上的對稱美和聽覺上的和諧美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把這種
可能性變成現實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用“對偶”手法造句。日本學者青木正
兒曾很精當地論述過“對偶”及對偶句的藝術魅力:
所謂對偶者是以上下相對的句子的各語互用同一品詞(按:指同性的詞)而構成為原則。
這種方法是把貴左右均棄之美的中國審美觀發揮在文學上者。它給予讀者的快味正好象聽和聲
的音樂,是上下句相對的文字的調和之美,……當胸里還殘留著上句的印象的時候,後讀的下
句各字的印象又重疊上去而調和。對句的調和之美由此而生……(《中國文學概說》)
由此我們可以說,驕詞偶句在魏晉南北朝的大量出現是古代中國人長期
追求漢語“美化”效果的結果,亦是漢語表達水平上升到一個新台階的標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具有獨立意義的對偶句——對聯開始出現了。這裡
所謂的“獨立意義”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內容上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二是
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最早的對聯並不是書面上的對偶句,而是人們口頭上的“應對”,現在
能見到的最早的“應對”出現於晉代。據《晉書・陸雲傳》記載,晉代文學
家陸雲(字士龍)與荀隱(字鳴鶴)素未相識,有一次在張華(另一文學家)
家相遇,陸對荀拱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應聲對道:“日下荀鳴鶴。”
又據《啟顏錄》記載,晉人劉寶在草舍中與另一人共用一個盤子吃飯,忽見
一老嫗手拉兩小孩從舍前經過,三人皆著青衣。
劉寶想拿他們開心,便說了一句“青羊引雙羔”,不料老嫗迅速反擊道:
“兩豬共一槽。”弄得劉寶很尷尬。
很顯然,這兩副應對均已具備我們所說的“獨立意義”:
從內容上看,前者是兩個文人的自我介紹,後者是一文人與一老嫗的互
相“斗舌”,雖然出、對句者很簡短(五言),但表達的意思是清楚而完整
的。從形式上看,兩者均由上、下聯(出、對句)組成一個整體,上、下聯
之間是一種相輔又相對的關係,彼此不可分割。這兩副應對也都有一定的藝
術性:兩者均運用了
“雙關法”
(前者是
“同音雙關”,後者是
“意義雙關”),
言在此而意在彼,顯得十分巧妙有趣。後一應對故事中的老嫗顯然不能算作
“文化人”,其對句的能耐卻並不比文人遜色,足見對偶句在當時的套用面
之廣和表達水平之高。
上面所舉的只是我們現在可知的最早的應對例。從陸雲等人應對技巧的
熟練程度看,應對風習可能在他們之前就已初步形成了,也就是說對聯的誕
時間可能比陸雲們的生活年代更早一些。魏晉之後,整個社會對“麗辭”
(對偶句)的推重日勝一日,很多作家把苦心錘鍊佳句視為詩文創作中最關
鍵的一環,而這些佳句無一不是“麗辭”。如鍾嶸《詩品》
引《謝氏家錄》謂:“康樂(謝靈運)每對惠連(謝靈運從弟謝惠連),
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
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謝靈運引為得意之作的是
《登池上樓》中的兩句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又如齊朝詩人謝
朓的詩句“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寫春日暮景,色彩鮮明,語句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