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還有這樣一個故事。戰國時期有一天，齊國的齊威王與魏國魏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獵，惠王向威王說道："你身為齊國之王，可收藏些什麼寶物？"齊威王答曰："沒有。"魏惠王說："象我這樣的小國，我都藏有直徑一寸大的珍珠幾顆，這種珍珠所發出的光彩可以照耀12 輛車子。你這千乘之國，何以一件珍寶都沒有？"齊威王回答說："我有一些珍寶，但是與你所說的珍寶不同，我有一個叫檀子的臣子，我派他駐守高唐，北方的趙人不敢來打魚；另有一個臣子叫黔夫，我派他駐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裡四方來往的百姓7000 多戶；我還有一個臣子叫種首，我叫他防備盜賊，百姓可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象這樣的珍寶，它的光輝可以照耀千里，何止12 輛車子？"齊威王的這席話，道出了齊國之所以富強的原因。
中國有句古語："昌士者富，失士者亡，"又說，得才興邦，得才興業。唐太宗李世民是傑出的封建君王，治國成就赫赫，在他的身上以人為本的治國思想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總結說，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別人的才能，好象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長，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賢良，原諒犯錯誤的人；第四，褒獎正直，從不黜責出去一人。唐太宗深知人才的價值，在治國的過程中，正是充分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他才實現了"貞觀之治，"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顯赫的一頁。
中國自古凡有成就的政治家，無一例外地在治國中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留下了寶貴的領導科學遺產。
2、關於"任人唯賢"和德才兼備的思想
自從有階級的社會產生以來，統治階級在用人問題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一種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種是"任人唯親"的路線。這兩種用人路線的對立和鬥爭，貫穿了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國古代大量事實證明：凡是推行"任人唯賢"路線的，國家和民族就會興旺發達；而推行"任人唯親"路線 的，國家和民族就會衰弱危亡。
"任人唯賢"由《尚書·鹹有一德》中的"任官唯賢才"一詞演化而來。所謂"任人唯賢"，實際上就是在用人的問題上堅持德才兼備的標準。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提出了以德、功、才作為選人標準。他在《立政》篇中說："君子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這種樸素的德才兼備的選才標準，一直為後來的一切有識之士所採用，並加以發展。
墨子主張："選擇天下之賢者，立為天子。"他認為，雖然是出身貧賤的農夫、工匠，如果有賢能，則可以提拔使用，給以高官厚祿，托以大事。王安石在一篇題為《興賢》的文章中說："國以任賢使能為興，棄賢專己而衰。"賢能之士，什麼時候都有，就看領導者對賢能之士使用與否。王安石列舉了商周以來的歷史發展之後，強調指出："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
唐太宗就把德才和影行（實際能力和表現）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六年，唐太宗對魏徵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兢進矣。"魏徵回答說："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3]司馬光說："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4]意思是，聰明能幹、明察事理、富有魄力的人方為才，公正坦率、合乎中庸之道的才是德。才和德，兩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