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層基礎薄弱造成的不穩定因素。我國在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和wto規則，還面臨著政府管理方式的調整。而政府管理方式的調整，不會一蹴而就，法制建設和市場秩序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漏洞，一些問題乘虛而入，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產生影響。另外，部分基層政權組織軟弱渙散，行政管理和社會調控能力不強，維護社會秩序和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不能正常發揮。在研究制定和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時，沒有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同人民民眾的心理承受程度有機地結合起來，脫離實際，脫離民眾，致使人民民眾對改革的政策不理解，對深化改革的措施不支持，在社會壓力大、情感難以接受時，便集體上訪，向黨委政府討說法。現加上有些民眾法律意識淡薄，講權利多，講義務少，只看個人、眼前和少數人利益，不講集體、長遠和大局利益，致使黨委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難以貫徹執行，使一些矛盾久拖不決，時間長了釀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
（三）全民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弱化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多年來，一些地方狠抓經濟建設，放鬆了對民眾的基礎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教育和農村的基礎教育。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3月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的所說：“十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改革開放，確實讓一部分農民富了起來，但同時應看到，大部分農民並不十分富裕。特別是在偏遠山區，仍有少數農民還未脫離貧困。輟學生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因家庭貧困造成的。二是超負荷的學雜費。長期的投入不足，使許多農村中國小陷入困境。學校無法創收，只好依靠學生的學雜費維持生活。這就勢必增加了各種學雜費。三是升學率低。由於各方面原因，農村教育仍然相對滯後。升學無望使許多學生不願繼續上學。四是課業負擔重。評價體系的不健全和片面追求升學率，使許多學校超課時、超作業量運行。一些學生對學習望而生畏。他們中的一部分不堪重負、厭學棄學。五是讀書無用論。由於就業困難和教育與社會實踐的嚴重脫節，使許多農村人有了“考上也不分配，分配不了學了知識也用不上”的觀點，使讀書無用論迅速在農村傳播開來。農村基礎教育落後帶來的嚴重後果是農民綜合素質低、就業能力差、社會矛盾多，這個損失是難以估量的，就象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滯後帶來的嚴重後果一樣難以估量。我們處於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新的道德標準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舊的道德觀念還在依靠慣性運行，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感到無所適從，導致青少年犯罪急劇增加，為社會帶來了大量的、長期的不不穩定因素。
（四）流動人口、收入差距等具體問題帶來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增多，主要是農民，大量流向了城市。據統計，全國農民進城人數為1.4億，山東省1500多萬，我市大約10萬人,我區也有3萬人左右。城市中長期形成的城市市民就業的廣泛壟斷性，限制和排斥了農民就業。農民自身的素質也限制了他們的發展，相當一部分成為無業者，基本的衣食住行無法保證。一些人本來想脫離農村到城裡致富，沒想到卻成了新的城市貧民。而城市中的某些政策規定對流動人口的發展也存在一些實際限制。目前城市中的一些政策和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流動人口與城市的衝突和磨擦，其中有一部分人以越軌或犯罪行為謀取生活資料，或發泄對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的不滿。我國社會的財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貧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趨勢。中國老百姓長期習慣於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根深蒂固，而現實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就成為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再加上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的觀念日益受到挑戰和破壞，它對社會治安問題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如見義勇為是中國的傳統美德，而現在見義不為的現象比比皆是。另外治安管理的投入機制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也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高智慧型、高科技犯罪增多，而政法機關由於資金、設備所限，在很多方面無法施展必要的防範和打擊手段，嚴重影響了維護穩定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