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十二五”時期的國內環境？
一是國內環境的有利條件。主要是發展潛力和迴旋餘地大，要素組合優勢比較明顯，微觀經濟活力和巨觀經濟調控能力增強，政治穩定，黨和國家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二是內部挑戰也很突出。這裡我列了八點：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投資消費關係失調，城鄉、區域和收入差距明顯，農業基礎依然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國際收支不平衡，社會矛盾複雜多發，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障礙仍然較多等，這些我不一一展開講了，主要講以下兩點。
其一，投資消費關係失調。2010年投資拉動對當年gdp增長貢獻8個點，消費拉動的貢獻是4.6個點，這是1986年以來消費對當年gdp貢獻最大的一年，進出口貢獻的是負3.7個點。不難看出投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明顯大於消費，所以投資和消費的關係進一步失衡，這就給“十二五”規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如果“十二五”期間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繼續發酵，而我們既要擴內需，又要調內需結構，就是調整投資消費的關係，調高居民消費在經濟總量當中的比重以及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現在看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是相當困難的。要提高消費是很不容易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黨和政府提出投資消費雙拉動。比如，以前七戶人家的總電錶是15安培，通過城鄉電網改造把照明電改為動力電，每一戶的電錶是30安培，通過投資拉動了家用電器的消費。即使如此消費增幅只有8%—9%，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並不大，經濟成長仍然是靠投資拉動的。2010年、2010年我國的消費實際增幅是16%—17%，剔除價格上漲因素，用了10年的時間才翻了一番。而投資一年就可以增長几十個點，所以在應對經濟短期波動時，要想擴內需，最見效的就是投資，但這給投資消費關係的調整帶來了新的挑戰，“十二五”期間我們要努力使二者的關係更為平衡一些。
其二，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最近在討論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要結束了，拐點即將出現，不過也不是馬上就結束，至少還有5年的人口紅利期。我國人口學界的測算結果顯示，到2024年、2024年我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增長高峰結束，但由於我國人口的基數很大，在拐點出現之後每年仍有700—800萬新增勞動力要就業。
現在很難僱傭到熟練技工，隨著產業的轉移，這種問題還會進一步出現，比如東部的製造業轉到中西部，中西部的農民工就不到東部去打工了，勞動力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XX年對東、中、西三大地帶2700個村的調查，74%以上的村已經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以再向外轉移了。那么留在農村的勞動力還有1億多，他們主要是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這些人是很難出來打工的。
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意味著以往靠低成本勞動力推動經濟成長也就是吃人口紅利的增長模式要轉型，否則我們最多再堅持5年，如果到那個時候再轉型代價會更高。
第二，關於主線的重要概括。
五中全會有許多新的提法值得我們注意，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不僅僅是經濟成長本身的事兒，必須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以此來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但如果不促進發展方式的轉型，就可能是一種違背科學發展規律的發展。這些概括都是比較有新意、有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