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遠的不講，從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中我們可以反思以下四點。
一是投入結構太粗放。主要依賴物質資源的投入推動經濟成長，主要依賴第二產業拉動經濟成長，這是傳統的經濟成長方式。此次金融危機之後，土地、勞動力、環境成本都在上升，利潤空間受到擠壓，所以我國經濟處於回調期，也就是調結構，加快優勝劣汰，這也是經濟成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危機衝擊下，外需驟降，內需回調，這兩者的疊加作用使中國經濟成長一下跌到6%，同時暴露出產能過剩等問題。
為了應對危機，就要擴內需、調結構，但調結構容易被忽視，擴內需是大家關注的熱點，原來環評不能上馬的項目又重新申請審批，而確實有一大批高能耗、高排放的項目上去了。
二是內需結構不協調。前面講了，投資消費關係失衡，問題在於不是消費自身增長太慢，而是投資增長太快，經濟成長也太快。經濟成長快於消費增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收入分配格局出了問題，發展的成果沒有更普遍、公平地被全民分享。但客觀地說，中國老百姓的消費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關於這一點講的人比較少，我覺得這也是不公正、不客觀的。
我們一定要準確刻畫我們的問題，不要大而化之地說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得給人們描述清楚了，找得準問題才能對症下藥。那我們的問題到底在哪兒？我們的問題就是相對於增長更快的投資和gdp速度，消費增速相對慢。1990年到2010年中國老百姓實際消費年增8.3%，而同期全世界消費增長平均只有2.9%，已開發國家才2.3%，因此國際上那種中國消費不足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三是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這是導致內需結構失調的重要原因，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程度不夠，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大動作、大決心、實招兒，內需結構不協調的問題還將進一步惡化。大家知道現在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當中所占的比重低於政府和企業的比重，工資收入增長低於企業利潤增長，這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結構都出現了比較大的失衡。要解決這個問題，“十二五”期間應當有一些措施，比如工資增長要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成長同步，這兩個同步就是一種政策導向。
四是出口增長太粗放。附加值低，結構不合理，國際分工地位低下，能耗高、排放大，這是我國出口增長粗放的集中表現。通俗地說，就是幾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所以我們要下決心轉變粗放型出口增長方式。粗放的出口增長模式代價很高，傳統低成本優勢正在弱化，必須加快轉型升級，努力提升出口增加值率，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
關於出口的問題，不在於中國經濟成長過於依賴出口，而是中國的出口太粗放了，這個問題一定要刻畫準確，否則政策導向會出問題的。比如2010年、2010年最困難的時候兩千萬農民工回流，靠的就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企業，所以溫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上講，出口是中國擴大發展空間、解決就業壓力、改善民生的重要載體。中央的政策是積極擴大內需，努力和穩定拓展外需，但實際工作中我們接觸到的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要從依賴外需轉向依賴內需，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沒有這個說法，我們黨的正式檔案里也從來沒有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