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生平不詳，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錢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氏的資料，對其生平有較詳細的說法，然可疑之處頗多。《水滸傳》“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約比《三國演義》要遲二、三十年。
《水滸傳》的版本很複雜。大致可以分為簡本和繁本兩個系統：簡本文字簡略，描寫細節少；繁本描繪細緻生動，文學性較強。這兩個系統的先後問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現在認為繁本在先的占多數，我們也持這種意見。換言之，所謂“簡本”，其實是節本。在繁本系統中，現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義水滸傳》一百卷（當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勛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較早的刻本，但已經過修改……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義後，只有平遼和平方臘故事，沒有平田虎、王慶的故事。繁本中還有一種一百二十回本，是袁無涯根據楊定見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統所沒有而只有簡本系統才有的平田虎、王慶故事，並作了增飾。書名因此稱為《忠義水滸全傳》。……明末金聖歎將繁本的《水滸傳》砍去梁山大聚義以後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詐稱是一種“古本”。因為它保存了原書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進，遂成為最流行的版本。簡本系統的《水滸傳》也有許多種，現在只作為研究資料來使用，現知較早的本子有明萬曆年間余象斗的《水滸志傳評林》。
2．《水滸傳》的思想傾向
《水滸傳》通常被評價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當然，小說中描寫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確與歷史上農民起義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滸傳》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於藝術虛構，可以說，除了“宋江”這個人名和反政府武裝活動的大框架外，它與歷史上宋江起義的事件沒有多少關係。這部小說的基礎，主要是市井文藝“說話”，它在流行過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階層趣味的制約。而小說的作者羅貫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後期東南最繁華的城市杭州生活，他們的加工，並未改變水滸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質。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卻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民；梁山英雄的個性，更多地反映著市民階層的人生嚮往。這些基本特點，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用封建統治者的眼光來衡量，梁山上的人們當然只能算是“盜賊流寇”之流。小說要公開歌頌這樣的“盜賊流寇”，並為社會所接受乃至喜愛，首先必須為他們的行為提出一種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合乎社會傳統觀念的解釋（哪怕這種解釋不可能圓滿和充分），賦予這些英雄好漢以一種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道德品格，在這種總的前提之下，來描繪他們的反抗鬥爭。梁山泊一桿杏黃旗上寫著的“替天行道”的口號，和梁山議事大廳的匾額所標榜的“忠義”這一準則，就是作者為梁山事業所設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況下，“天”這一居於人間權力之上的最高意志，總是被解釋為佑護朝廷的；“道”作為合理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原則的抽象總和，也是為統治階級所專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向來也承認：當一個時代的政治情形發生嚴重問題時，政權本身的行為也可能是“違天逆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由另一種力量出來“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論上可以說得通。而《水滸傳》正是通過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現象，證明了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傳統道德的範疇。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現為對皇帝與朝廷的忠誠，甚至梁山義軍的武裝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釋為“忠”的表現──“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其實，梁山上不主張“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鏇風李逵便動輒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只是這一種力量始終處在以宋江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終把梁山大軍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條既是作者無法跨越的界限，卻也是這部小說在封建時代能夠成立和流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