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回末總評
梁中書十萬重寶不堪再誤，物色青面獸，望其出死力以相報。夫楊志階下虜耳!東郭鬥武，受國士之知，不敢極常人之遇，極知天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為一都管、兩虞候掣肘，只以齎盜糧而辱君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綱，今失梁中書生辰綱。悲哉!楊志之遇也。
《評論出像水滸傳》王望如回末總評
三、今人鑑賞
楊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書，一萬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賣刀，得官，失陷生辰綱。在結構上，楊志的故事和林沖故事是不同的。林沖的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後一步緊一步向頂點發展，楊志故事卻是把失意、得志、幻滅這三部曲概括了楊志的求官之夢，從結構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權貴高俅那裡，楊志觸了霉頭，但在另一權貴梁中書那裡，楊志卻一開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風順了，但在權貴門下做奴才也並不容易。奴才中間有派別，經常互相傾軋。梁中書用人不專，注定了楊志的幻滅。同時也注定了黃泥岡上楊志一定要失敗。
茅盾《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作者寫來，從容不迫，大緊處卻用舒緩徐紆的筆致，實是大家風采。白勝口唱山歌挑酒上岡，更是欲緊故松的大好關目……大鬆弛更彰大緊迫，實走神工鬼斧、出神入化之筆。其熱難熬，其疲不堪，有酒挑到眼前，軍漢們豈能無動於衷？於是作者寫了軍漢們“正在那裡湊錢”的情景，一個細節寫來如畫，不必再去描摹個個咋嘴咋舌、垂涎欲滴的樣子了，白描手法之妙處正在於此。待到楊志大動肝火，脫口說出蒙汗藥時，軍漢們根本不在意，有趣的倒反是挑酒漢予以介意了。“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三句話三層意思，三個轉折，真乃妙人妙語。其一，說楊志說話不懂道理，在生意人面前說人家貨不好，如同打人家的臉；其二，我根本就不想賣給你，哪來的許多廢話；其三，這沒來由的說法完全不屑一駁，純是胡說八道。
郁賢皓主編《中學古詩文鑑賞辭典》
四、悖入悖出，何足稱道──“智取生辰綱”性質辯說（王振彥）
分析了參與劫取生辰綱人物的言行思想，了解了他們的動機願望，那么這一事件所蘊含的實際意義也大致可以弄明白了。
首先應該肯定，《水滸》作者對於劫奪生辰綱事件及參與其中的人物抱以肯定的態度，賦予讚賞的筆墨，這實質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是宣揚了“取其非有官皆盜，損彼盈餘盜是公”的鮮明的是非觀點，是作者對貪官污吏乃至趙宋王朝的統治的不滿和否定，並且採用了“武器的批判”的方式。事實上，這一事件對蔡京等人的震動的確不小：首先是“梁中書聽了大驚”，其次是“蔡太師看了（梁中書的報急家信）大驚”；接下來是濟州府君、鄆城縣爺“聽得大驚”，最後弄得封建官僚機構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星夜馳檄，火速緝捕──作者的用意和這一事件所顯示的客觀效果，實質上是貫穿於《水滸》自始至終的，體現了作為封建社會進步文人的較為先進的思想。同時，這也正是“智取生辰綱”的故事乃至整部《水滸》幾百年來所以流傳下來為人津津樂道的真正原因。
但是，作為唯物論者，我們不能就此抓住一點無限上綱地亂加吹捧，不能脫離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實際描寫，為迎合某種社會現實的需要而採用貼政治標籤、套用公式的庸俗社會學和形式主義的方法，從而不切實際地誇大這一事件的革命性。魯迅先生就曾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不能把《水滸》的反抗精神與現實的革命劃等號。這可謂是較為辯證的說法了。
客觀地說，劫奪生辰綱之舉是促使晁蓋等人投上梁山的根本契機。設若他們能夠代表廣大人民民眾的利益，真的從反抗統治階級，反對貪官污吏的目的出發，他們的這次行動反而是立了大功哩。遺憾的是，他們的初衷絲毫沒有去觸及貪官、反抗政府的意思。而是出自人性原始的貪婪，衝著“一套富貴”，由一個地主財主，聯絡幾個流民、閒漢，用頂風冒險、攔路搶劫的方式奪得個別貪官的若干財物以圖自身的受用罷了。這與原來占著二龍山“聚集著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鄧龍一夥，與揚子江上專靠擺渡而殺人謀生的“截江鬼”張旺、“油里鰍”孫五之流，與王倫時代的梁山泊強人可謂是雁行昆仲。從這一點說，晁蓋等人甚至連常人心目中的江湖英雄都不配稱得上。因為江湖英雄們的行為準則是仗義疏財、打富濟貧。而他們的行為則純是為財富而來。我們且看，劫取生辰綱以後，三阮兄弟“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白勝也把分得的金銀埋在床底下，餘下四人就住在晁蓋莊上，整日在“葡萄樹下吃酒。”他們哪裡想到劫了富要去濟貧呢？所以我們說，從梁中書到晁蓋、吳用，從生辰綱的聚斂到散去，正應了《禮記·大學》里的一句話：“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用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財物也必然被別人用不正當的手段拿去，這哪裡談得上是革命，是“義劫”!不客氣地說，這不過是一起地地道道的黑吃黑的行為而已。就連那被金聖歎稱之為“義旗”的“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的口號，看似冠冕堂皇，也實在是一種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變態心理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