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和“忠義”的前提，為《水滸傳》蒙上一層社會所能夠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在這種前提下，確實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相一致的東西，不僅是對朝廷對皇帝的“忠”，諸如對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對“姦夫淫婦”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滸傳》並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實是相當浮廓的、有時真有時假的，在這些前提下，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完全不一致的東西。小說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氣勃勃的人生理想。
這部以北宋末年社會為歷史背景的小說所揭露的社會黑暗現象，實際在封建專制時代具有普遍意義。小說中第一個正式登場的人物是高俅，這個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市井無賴，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帥府太尉的高位，從此連同他的“衙內”倚勢逞強，無惡不作。在全書正文的開端，這樣寫寓有“亂自上作”的意味。不僅如此，作為社會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權的上層，有高俅、蔡京、童貫、楊戩等一群禍國殃民的高官；在政權的中層，有受前者保護的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等一大批貪殘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鄭屠、西門慶、蔣鬥神、毛太公一類胡作非為、欺壓良善的地方惡霸。如此廣泛的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是隨著長篇小說的誕生而第一次出現。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熱烈地肯定和讚美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復仇行為。梁山好漢們並不是出於純粹的主持正義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們大多本身是社會“無道”的受害者。武松欲為兄伸冤，卻狀告無門，於是拔刃雪仇，繼而在受張都監陷害後，血濺鴛鴦樓；林沖遇禍一再忍讓，被逼到絕境，終於復仇山神廟，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寶為了索回一隻他們射殺的老虎，被惡霸毛太公送進死牢，而引發了顧大嫂眾人劫獄反出登州……。李逵雖然不斷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責，但作者畢竟還是讓他再三發出徹底推翻朝廷的吼聲。可以說，人民的反抗與復仇權力，從未像在《水滸傳》中那樣得到有力的伸張。
《水滸傳》的全稱是《忠義水滸傳》，另有一個別名叫《英雄譜》（與《三國演義》合刻）。對一般讀者來說，小說中的英雄氣質才是最能夠吸引他們的東西。日常的生活終究是平庸的，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讓，見不平而迴避，是普通人的選擇。但人們的內心卻不甘於此。梁山好漢卻是另一種人物，是傳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們或勇武過人，或智謀超群，或身具異能，而胸襟豁達、光明磊落、敢作敢為，則是他們共有的特點。像魯智深好打抱不平，“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松宣稱：“我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確是豪氣乾雲，令人激奮。就是像黑鏇風斗浪裏白條、花和尚倒拔垂楊柳、武松景陽崗打虎一類與社會矛盾無關的情節，同樣由於主人公的個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給人以生命力舒張的快感。在污穢而艱難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傳奇式的英雄，給讀者以很大的心理滿足。
《水滸傳》在標榜“忠義”的同時，肯定了金錢的力量，讚美一種以充分的物質享受為基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現出濃厚的市井意識。小說中晁蓋、宋江、盧俊義、柴進這一類具有凝聚力、號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憑藉就是有錢而又能“仗義疏財”。在儒家傳統的“崇義黜利”的信條中，“義”和“利”常被視為相對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漢那裡，“義”卻是要通過“財”來實現，倘無財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團中的聚合力也就無法存在。在“義”的背後，作者有意無意地寫出了物質所具有的力量。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也和物質享樂有關。如吳用勸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為的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盤分金銀”，幾乎是梁山好漢的口頭禪。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口腹之慾的滿足，但作者無疑認識到一種自由快樂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現於對物質的充分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