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坐井觀天、關起門來自吹自擂，或者因落後面望洋興嘆、畏難而退、無所作為的觀點都是沒有根據的。
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實現經濟成長方式和經濟體制“兩個根本性轉變”的內在要求。黨的xx屆五中全會就提出，實現“九五”計畫和2011年奮鬥目標,關健是實現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成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兩個根本轉變發展到今天，其內容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應該有新的要求。從戰略上全面調整和最佳化經濟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的增長點，從整體上提高國民經濟的素質，這是實現經濟成長方式根本轉變的深層次要求和根本出路。就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而言，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在整個經濟結構調整中，把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做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其生機和活力，從而增強整個國有經濟的素質，增強其控制力、競爭力和影響力；與此同時，積極調整所有制結構，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大力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實際
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發展，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抓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就能有力地推進兩個根本性轉變的發展和深化，而且把兩個根本轉變內在地結合起來。xx同志在論述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大意義時說，這種調整是“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經濟成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在這裡，一個“根本出路”，一個“根本性措施”，就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極端重要性講透了。在講到其所以重要的理由時講了兩條，第一條是說“經濟結構調整是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把結構調整落腳到“培育新的經濟成長點，實現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上；第二條理由是說“調整經濟結構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重要措施”，把改變結構不合理狀況落腳到“切實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上。這兩個“落腳點”，深刻闡明了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成長方式轉變的內在統一；而講話中關於搞好結構調整，必須深化改革、按市場規律辦事、發揮市場導向作用、建立新體制和新機制，以及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重組，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等論述，則是把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同經濟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
二、正確處理調整和發展的關係，在發展中調整，以調整促發展
從總體上講，調整經濟結構和加快經濟發展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xx同志要求我們“在經濟發展中加快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中促進經濟發展”，這是對二者辯證關係的科學揭示。各地在實際工作中一定要處理好調整與發展的關係，不能藉口調整而忽視發展；也不能為了眼前利益而放棄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史表明，經濟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經濟結構不斷調整最佳化的過程。經濟發展得快一些，可以為結構調整創造更為寬鬆的經濟環境；結構調整進展快一些，可以解決阻礙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增強發展後勁，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從全省來看，11個地、市情況不同，從農業基礎和條件到工業發展水平，從經濟結構的現狀到地方財政狀況，從國民素質到文化教育基礎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齊步走，但我們希望有條件的地區，現在發展態勢比較好的地區，在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上，要力求搞得更好一些，發展得更快一些。條件較差、發展和調整難度較大的地區也要克服困難，盡最大努力謀求進展。有的在困難地區工作的同志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我懂，但現在是“近憂在前，無暇遠慮”，保吃飯都困難，顧不上搞那些投資較大、收效周期較長的結構調整啊。這樣講當然不無根據，但應當清醒的是，眼前的“近憂”正是過去缺少“遠慮”的苦果；今天，如果因為“近憂在前”，就不顧及長遠、加快調整，近憂就會更憂，中長期發展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正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慮長遠者不可能解近憂。當然，在具體工作中，調整和發展可能會產生一些暫時的矛盾，比如關停一些規模小、效益差、污染大的企業時，如果不能及時把一些生產升級換代產品的好企業做大，就會暫時影響一些發展速度。但這個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產業升級最佳化的問題是必須解決的，而解決的根本辦法就是抓好結構調整，堅持在調整中發展，以調整促發展。只要我們狠抓調整使之儘快見效，使結構逐步趨於合理，使經濟成長的質量和效益提高，經濟就會加速發展。何況，在安排中長期重大項目的同時，也要考慮上一些適應市場需要的效益好的短平快項目，以彌補結構調整對當前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