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第一眼見到孫健君，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高大結實的身體，估計就是他臉上顯眼的兩顆痣。如果你第一次聽到他說話，無論是說漢語還是英語，給你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他並不標準的發音。這只是開始，如果你還能不斷地跟他接觸，那就等於不斷地發現，如果把他比作礦藏，他肯定是一座富礦。
不過細數孫健君的經歷不是件明智的事情，那會是一本厚重的傳記才能承載的容量。或許那些值得講述的故事會在別人的文字里得以重現，或許它們只會永遠地留在孫健君的腦海里。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他已經逐漸遠離了迷戀於細節的階段。這齣於年齡的增長，更多的是出於角色的轉變。
要數全孫健君40多年來扮演過的林林總總的角色，恐怕連他自己都很難做到，而要弄清楚這背後每一次念頭轉變，那完全是個奢望。當你總算理解了一個躲在被窩裡看古典小說，躲在黑暗的角落裡聽古典音樂的少年，忽然他已經是一名為生計忙碌的大提琴手了；當你對一個大學教師的生活略有所知的時候，他卻放下教鞭隻身上美國再次當起了學生；當你想了解一個碩士畢業生為何以攝影為生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回國投入商海了。
這就是孫健君，一個工農商學兵占全了的孫健君。
其實，他的記憶力再好不過了，能夠準確地記得多年前的小之又小的事情。而如今，“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動盪已經成了往昔，在說“天涼好個秋”之前，孫健君都將心無旁騖地投入到接踵而至的事務中。十年來，為了把自己一手組建的派格環球影視文化公司拉扯大，他幾乎捨棄了工作以外的一切，就連那些擠出時間來所做的回憶，都帶著些須的疲倦。
從飛機上跌落的幻想
美國，很多人的夢想之地。對孫健君來說，美國卻是一個他幻想跌落，又重新升起的地方。
中國興起出國熱的時候，他正在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教書。在別人的“言傳身教”之下，孫健君試著跟美國的學校聯繫，陸續寄出了一些自己的資料和錄音帶之後不久，他就得到了七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我選擇了其中一個很小的大學，原因很簡單，他們給了我全額獎學金，管吃管住，學費也全包。”那個大學就是名不見經傳的東墨西哥州大學，位於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薩斯州的交界處。
1986年，對於已經活躍在文化界、見過不少世面的孫健君來說，出國也意味著滿腦子的美好幻想。於是，就這樣出發了。這幻想隨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波音747登上了藍天。"747飛洛杉磯之後需要轉機，我換乘了一架中型小飛機，只能坐八九十個人。"他又坐著這箇中型飛機到了鳳凰城，荒涼感慢慢逼近了。"哪知道到了鳳凰城之後，我才知道我要換的下面一架飛機更小，只能坐四十多個人，坐著這架小飛機我們一直飛到新墨西哥州的首府。事情到此仍舊沒完，我還得換飛機。這時，我要換的飛機就更小了，只能坐九個人，感覺已經和噴
農藥飛機沒有什麼區別了。"
那天，機艙里只坐了四個人。就這樣，孫健君終於和戴著牛仔帽、拎著大皮箱的三個乘客飛到目的地——普濤勒斯。“飛機降落了，周圍是沙漠、荒野，別人指著一座簡易的平房告訴我說‘那就是候機大廳’。這時我看見機場人員把我的兩件大行李從飛機上‘噹’地扔下來，然後用一輛平板車推進了‘候機大廳’。”
前來迎接他的是一個大鬍子老頭和一個北京去的女孩，大鬍子就是孫健君的導師。導師開車帶他去學校，“我們的車開了三十多分鐘都沒有看到一棟房子，那一刻，我的心都涼了。”那時，惟一讓他覺得親切的是城市裡的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我們總共只有二十多萬居民，其中只有一到兩個人不太友好，其他都是好人。”
孫健君在這個民風淳樸的小城市念了半年書，第一個暑假就去紐約打工了。只有一兩個人不太友好的小城激起了他白手起家的勁頭，這勁頭一直延續到今天。他清楚地記得，那時在紐約洗碗、當服務員、送外賣……，凡是能想到的此類髒活、苦活幾乎都做過。他在紐約打工的時候開始考慮轉學，並且在暑假結束之後順利地轉學到了加州大學爾灣分院藝術系，直到碩士畢業。
“計件”攝影師
從加州大學畢業後孫健君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應該做什麼，在美國拿到關於藝術美學的學位其實並不有助於去找任何工作。除了就去博物館，就是繼續念博士然後去教書。可就在這時候，機緣恰巧落到了孫健君頭上。
孫健君有著眾多的愛好，攝影是其中之一。一天，他拿了幾卷有關建築的膠捲，像往常一樣去一家沖洗店沖印，與往常不同的是，那是他第一次使用反轉片。可沖洗店按著習慣把老顧
客的膠捲當成負片沖洗了，其中的一卷就這樣泡了湯。“那個店的老闆是個美國一流的攝影師，他看了我的照片，說‘真的非常棒，我實在不知道該怎么賠償你。’最後他說‘我提供你設備和所有費用，你再去重拍一次。’我拍完後一個月，他突然給我寄來一封信，說‘我把你的作品拿去參加一個國際攝影比賽了，你的作品獲了銀獎。’”
這突如其來的銀獎讓孫健君獲得了一套放大設備，也讓他充滿了信心。他拍攝了更多的照片，包羅萬象。其中給一個台灣朋友的妻子拍過一組，他們把照片放大了掛在牆壁上。他朋友的朋友開家具店，看到了照片，很高興，說“我們有一組家具想拍廣告片，正愁找不到人呢。”於是就把孫健君找去了。直到現在想起來他都不禁要呵呵地笑：“在他看來不管拍什麼內容，只要能拍照就行！”。
那一次他掙了2000多美元。"我們獎學金一月才1000多塊錢，那時候大學剛剛畢業。覺得，哎喲！這還能掙錢。於是就來勁了，就開始猛拍。"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孫健君跑了美國48個洲，拍了20000多張照片。然而，賠錢的日子很快就來了。"設備的投入沒有止盡，感覺掙的錢永遠不夠你買東西的。"
為了掙錢，他拍過自認為最低檔的照片。他第一個固定的攝影工作是專門給小孩拍照，類似於工廠“計件”工作。“美國每當聖誕節前，小孩子都要給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寄照片。那是最忙的時候，我最多的一天拍了370個小孩。拍照片也是跟人打交道，你怎么能在一分鐘之內把小孩給逗笑了就是你的本事。快門全是遙控的，那裡有十套背景，捲簾布嘩一拉就換一套背景，你惟一要做的就是引小孩笑。後來很有經驗了，再哭再鬧的孩子都難不倒我，我有他們吃的、看的、玩的全套設備。我在那裡工作了一年，絕對可以被評為攝影公司的優等員工。"
沿著曲線前進
關於一個人的事業，孫健君有著自己的理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5%的人分享95%的資源，而95%的人只能分享剩下的5%。當你擠進那5%的人當中，你的起點就會很高，你的空間就會很大。"
孫健君從95%的人群中擠了出來。他拍美國的水晶大教堂的時候，老闆預先給了10000美金。他調動了直升飛機，並讓四輛消防車給地面灑水，花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差不多各種膠捲都用上了。這些作品後來作為禮物被羅馬教皇收藏。他成功的作品越來越多，他的名字出現在"世界攝影年鑑"，先後獲得國際上權威的17項大獎。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學過專業攝影的人來說，這已經很讓人滿足了。然而對孫健君來說卻不。衣食無憂的他心裡藏著一個更鐘愛的事物，那就是電影。“電影是這個時代最綜合的東西，文化元素上最齊全。它跟高科技相結合，它的商業性是巨大的，它的社會影響力，比如品牌效應也是巨大的。”的確，他從美國回來就是想做電影，他的公司最先是跟北影合資的，他做的第一個節目也是跟電影相關的《環球影視》。這10年來，孫健君最熟悉的人也是電影圈子的人，跟姜文、張藝謀、和平、馮小剛等人都是真正要好的朋友。他在國內做的最多的活
動也是跟電影相關的，比如華表獎，大學生電影節。
為了接近自己鍾愛的工作，孫健君做了各種努力。在美國時，他在攝影之餘去好萊塢給一些小電影打工，積攢經驗。1994年，他帶著他的合伙人和一腔熱情回到了中國。"我原先是想回國從事電影高科技這塊，但是到了以後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國內的高科技還處於簡單的影象疊加階段。我們再到北影的特技場地一看，發現那裡簡直只是個木工房一廂情願的想法落空了，美國的合伙人都回去了。"
孫健君也失望地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在飛機上，他跟臨座的美國人聊起了自己的新想法，而對方恰恰對此發生了興趣。到美國進行再次溝通後，臨座的陌路和另外一個朋友成了孫健君的合伙人，孫健君和他的合伙人拿著兩三百萬美圓再次踏上北京土地的時候，在幸運之餘，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躊躇滿志。
“剛到北京時，除了我的合伙人，我不認識一個人。最初的一年，我請人吃了400頓飯。公司每一項目的成功都是下一項目的積累，我像一個信用卡消費者一樣，一步步積累起公司的信用額度。我隨時提醒自己，每一個細小的失誤都將減少信用值。"回想起來，他覺得當時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超過了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想到了以電視的方式來介紹電影，但是由於經驗不足，他以拍電影的方式拍攝電視欄目，最初的資金投入是當時電視節目的十多倍。那最初的成果就是兩期《環球影視》，也正因為如此，節目在國內的電視領域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在榮辱之外
至今，孫健君都把做電影看成自己最高的理想。“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做製片人，這工作需要把握全局、各方面調度的巨大能量。對我來說，第一，能否做好電影，是一個問號；第二，能否找到投資，是個大問號；第三，能否把人家的投資給掙回來，贏利，這是個更大的問號。那可能會成為我一輩子的夢想。如果真是做不到也並不遺憾。”
比起十幾年前，孫健君的心態成熟了很多。派格環球影視文化公司從一個創建時資產不過千萬、員工不過幾十的小企業，已經成為一個擁有近億資產規模和三百餘名員工的民營傳媒大企業。孫健君深知民營企業的局限，他說自己是摸著石頭過河，他甚至無法公司給公司建立一個五年計畫，但並不覺得這是多大的問題。“我不奢望得到輕易成功的環境，我的命沒有那么好，我注定要做髒活、苦活、累活、難活。反過來說，很多人不願意付出這么多，我們的競爭就小。如果一件事情很容易就能成功，我就會提心弔膽，因為那樣我們就很容易被別人取代。”
其實孫健君更多地還是喜歡總結，喜歡說理論，那些屬於他自己的理論有著很強的說服力。“所謂經驗就是可以重複的道路，成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提高辦事效率。這對現在的我非常重要，公司做到不大不小中間階段的時候總是最累的，我即要做管理的工作，又要做藝術監督的事情。”
或許事事親歷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他做過最下層的工作，他也曾跟多國總統、總理直接打交道。多年的磨礪讓他不再輕易狂喜或沮喪。“在美國的時候，我會在傍晚的時候把打工服洗刷洗刷乾淨，然後去劇院聽最高雅的歌劇。有時候，上午在打工的地方被老闆訓斥，被罵成懶豬，下午到了大學講課，獲得滿堂喝彩。這都非常正常。”
“最重要的是做到自己的最好。” 孫健君仍記得在美國做攝影時一個同行對他講的一番話：你要和自己比，而不要和別人比。“我曾經拍過一些商業照片，當時，連花錢來買我照片的人都覺得很滿意了，但我的這個朋友看了片子後對我說‘不行，你還得重拍，你應該比這個拍得更好。你身旁有很多你的敵人，他們在等著你犯錯，他們可能在你的照片出手的第二天就會去和買家說：‘瞧，這個地方這樣拍會更好。’所以，你必須做到自己的極限水平，必須直到你自己完全滿意了才把東西交出去。”這最後的話，或許是在說他的作品，但聽上去也像是在要求他最終的作品——一件名叫“孫健君”的完美作品。(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