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稅制財政體制的試點及全面推行
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間財政關係改革力度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制度創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與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聯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級政府適當分權的財政關係。與“分灶吃飯”的包乾體制相比，分稅制財政體制是向適當集權的方向改進，核心是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係，更好地發揮國家財政的職能作用，增強中央的巨觀調控能力。基本內容包括：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範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原則，按照稅種統一划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並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套稅收征管機構；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範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級預算制度，硬化各級預算約束。
在認真總結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為進一步增強政府巨觀調控能力，XX年中央又實行了所得稅分享改革，各省也相應出台了調整和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的改革措施。這次所得稅分享改革是對分稅制財政體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數特殊行業和企業外，打破了原按隸屬關係劃分所得稅收入的辦法，所得稅分享範圍和比例全國統一，進一步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經過十幾年的運行，我國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範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係，建立了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這一改革的成功實施，結束了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減稅讓利和財政退讓為主要特徵的財政支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增強了財政的巨觀調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31.2％下降到11.2％，財政職能作用不斷消弱，各級財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明顯的或者隱形的赤字，財政困難已影響到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分稅制和所得稅分享改革後，從1994年至XX年我國財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長17.8％，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均快速增長的雙贏的財政體制，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1994年到XX年，中央財政收入從2906億元增加到8583億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財政收入從2312億元增加到7803億元，增加了2.37倍。同時，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從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來的50％左右，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巨觀調控能力。
三是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1994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為2386億元，到XX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達到7362億元，增加了2.09倍。從轉移支付結構來看，逐漸增加了對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補助。因此，基本上維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iii]
總體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主要是採取漸進式改革方式，初步構建了政府間財政關係的基本框架，但在許多關鍵之處仍留下了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顧既得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使改革流於形式。以1993年為基數的兩稅增量改革之路，日後幾乎所有財稅改革、政府間財政關係調整都紛紛效仿，過多增量改革路徑的選擇，迴避了改革的諸多關鍵環節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於某種簡單形式上的轉換，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