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濟成長和市場的迷信造成了指導思想的偏差。如果說在八十年代，指導思想的偏差還沒有明顯後果的話，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惡果已越來越明顯。結果，雖然經濟繁榮了，種種危機卻此起彼伏。具體到公共衛生領域，前一種迷信導致了政府失職，即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政府沒有承擔起來；後一種迷信導致了市場失靈，即市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既違反公平原則，也效率低下。
2，”重醫療、輕預防”：衛生防疫體系不堪一擊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很長時期里，政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預防和消除傳染病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當時的口號是”預防為主”.通過一方面推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另一方面採用低成本的醫療技術，我國得以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保證人人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創造了名滿天下的”中國模式”。廣大居民，尤其是農民無需支付高額費用就能享受到基本衛生保健服務。基本衛生保健服務的廣泛可及性和公平性大大改善了中國城鄉居民的健康狀況。
然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過去成功的模式被人貼上了”平均主義”和”低水平”的標籤，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也悄然從農村移向城市、從”重預防”移向”重醫療”，從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雖然政府口頭上仍強調”預防第一”，但實際上，城市的醫療才是第一。醫院購買昂貴的大型醫療設備的費
用比較容易得到政府批准。在過去十幾年裡，衛生系統的大型醫療儀器設備更新換代很快，醫療設備明顯改善。我們縣醫院的設備配置水平沒有大城市醫院那么高，醫療儀器也得到較大改善，醫院提高了對疑難病徵的診斷水平，降低了誤診率。這當然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對高科技的迷信導致大量寶貴的衛生資源流向耗資巨大的先進醫療設備，從而減少了用於衛生其它方面的資金。事實上，我國一些大城市的衛生資源占有量己經達到和超過已開發國家的水平。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開展疾病預防、檢測等所需的經費總是很緊張。許多時候不到疾病蔓延就沒有財力上的投入。而疫情一過去，資金的流入馬上也斷了線。產生了”財神跟著瘟神走”的現象。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其基本原因在於，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完全變成了一種營利性產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各級醫療衛生機構都著眼於鼻尖上那點蠅頭小利，全局的得失根本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由於防疫比治病的收入要低得多，誰還願意把精力花在防疫上呢？
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便無法添置新的檢疫設備。在這種條件下，讓他們控制傳染病和流行病，實在是勉為其難。由於經費短缺，為了生存，衛生防疫機構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收費和有償服務上，想方設法創收，以彌補經費的缺口。因此，使預防和控制大規模疫情的能力得不到相應提高。尤其是在農村的很多地方，公共衛生事業二十幾年沒有提高。目前政府對縣級預防保健機構的撥款只占其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其餘部分款項來自業務收入。這次非典危機中，為什麼各級領導生怕疫情傳入農村？因為現在終於意識到了忽略衛生防疫的危險性有多大。